无锡国专涌现的具有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人才也不少。其中，唐兰、冯其庸是其杰出代表。

唐兰于1901年生于浙江嘉兴，民国初年，卒业于商业学校。后来，就学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先研读《说文解字》，后渐及群经。在无锡国专的三年间，他向众多名师苦心求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从此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唐兰在经学、史学、音韵学等多个领域都有造诣，在古文字学、青铜器学、古代史、文字改革等领域的贡献最为突出。他著作等身，专著论文达二百多种，是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著名学者。

唐兰治古文字，受无锡国专众教师严谨治学的精神影响，能不为权威之说所囿。唐兰对流行于我国学术界两千多年的“六书”说提出了挑战。唐兰根据他对甲骨文的研究，指出，所谓“六书”，从来就没有明确的界说，个人有个人的说法，如用它来分析文字，常常不能归类。他独辟蹊径，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书”说。唐兰根据前人的经验和自己的研究实践，对文字考释方法，加以理论化和系统总结，归纳出考释文字的四种方法为对照法、推堪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并指出，历史考证法尤为重要。他的四种方法使古文字研究摆脱了过去的主观臆想，走上了科学的轨道。他关于文字考释的理论和方法的开创性论述，推动了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的发展，并对后世学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中国文字学》《殷墟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等古文字理论著作，备受学者推崇，对古文字学的发展和提高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唐兰不仅在文字学、考古学研究上卓然成家，在做人上也堪称典范。虽然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成名，但是，他始终“虚怀若谷，并无狭隘、保守习气，对于自己不擅长的方面总是虚心地向别人学习”^[3]。他虽然不是研究美术史的，但为了提高在故宫博物院搞展览的水平和质量，他带领有关业务人员到中央美术学院去听著名美术史家王迅讲课，而且自始至终，从不无故缺席。为了研究的需要，他早年曾经自学英语、日语和世界语。20世纪50年代的初期又开始自学俄语，他不怕艰难，日夜攻读，甚至连走路坐车的点滴时间都不肯放过。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初步掌握了这一门外语。

他不仅在学术上虚怀若谷，能够不断进取，向周围人学习，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虚怀若谷、包容他人。比如说，在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讲过《易经》这门课。在他讲《易经》一课的时候，有很多发明和创见，非常精彩。有一位很有名的哲学教授慕名而来，和大家一起听课。这个人是一个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人，是学校里公认的怪人。他每次来听课的时候，总是坐在第一排的中间，有时候听的很高兴，乐得忘乎所以，有时候却是低着头打瞌睡，甚至干脆脱了鞋子，把双脚放在另一把扶手椅上，大声打起呼噜来。唐兰先生只是看他一眼，不吱声。直到下课铃响了，这个人才带着蒙眬睡眼，跌跌撞撞地走出教室。这件事情引起同学们的公愤，大家都认为这个哲学教授太过分了，有人建议唐兰先生下逐客令，下次他再在课堂上打呼噜的时候，大家立刻动手把他撵出去。学生在征求唐兰先生的意见时，他笑着说：“你们不要管了，他来听课总是件好事儿，他困了自然就想睡。睡了就会打几个呼噜，打几个呼噜，我都不介意，你们还介意什么呀，只要你们留心听讲就行了。”大家都尊重唐先生的意见，没有采取行动。有时候这个哲学教授高高兴兴地走出教室，和唐先生一起走，边走边向唐先生提出好些问题，两人边走边讨论。虽然够不上相濡以沫，但看样子还谈得来。有时候他们又各走各的，谁也不理谁，但彼此都没有丝毫的不满。自此，足见唐兰“宽以待人的崇高境界”。^[4]

唐兰能够如此在学术上、日常生活中尊重他人、宽容他人，不正是一副仁者之风吗？

冯其庸于1924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前洲镇，因为家中贫困，幼年失学，在家种田，小学、中学均未能毕业。1945年，入无锡国专学习。受国专教师严谨治学态度以及西方哲学中实践观的影响，冯其庸主张将实践调查与做学问结合起来，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去做学问。国专期间，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澄江八日记》，就是在经过查阅大量文献，并亲自去阴江、玉带河、明伦堂、花山调查后才写的。对曹雪芹家世的考证，是冯其庸在红学研究中最大的成就之一，也是他看重实地调查，不偏信书本内容的最好体现。在冯其庸看来，物证和文献一样重要，做学问少不了调查。正是靠着这样的认识，冯其庸无论是在对红学的研究上，还是在其他研究领域中，都不拘泥于现有书本中的记载，而是注重实地调查、田野考古。这使得冯其庸成为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行走学者”。为了研究玄奘东归时的道路地点的真相，自1986年起，垂暮之年的冯其庸先后十次踏上常人难以忍受的沙漠或高寒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以证实现有文献研究的结论。(www.daowen.com)

冯其庸做学问讲究“三到”——历史文献典籍到、地下考古发掘文物到、地理实地考察到。他探究曹雪芹家世之谜、考察楼兰古城遗址、造访罗布泊、踏寻玄奘东归古道，考证了一批历史事实，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前一年，冯其庸就在《论庚辰本》一书中的结尾处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以外，不能有第二个标准”。^[5]冯其庸认为，我们要努力接受传统文化精髓，这是基本训练，但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跟古人不一样了，我们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东西，开创自己的风格。

冯其庸不但是一位不断在学术上求实、开拓的智者，也是一位满怀人文情怀的仁者。

他极富同情心，有一副仁慈的侠义心肠，只要他得知朋友有困难，都会想方设法，热情相帮。即使是不熟悉的人有难相求，他多半也会慷慨解囊，单是委托学生寄出的字画就不计其数。给学校、各种纪念活动或寺庙的题字，他从不会拒绝，甚至也有一些会给素不相识的人。有朋友提醒他，里面会不会有骗子，他说：“如果是真的有难处，就是做了件好事。”汶川地震时，他一听到消息，立刻不顾病体，整整写了一天，共计几十幅字都无偿捐给了灾区。^[6]

在他的学生心目中，他是老师，但更像慈父。当他的学生谭凤嬛对自己的画作还没有信心时，他极力鼓励：“你有悟性，有灵气，难得的是你会构图，又勤奋，只要你好好努力，再过十年，或者五年，一定会有所成就！”这让谭凤嬛信心倍增。为了帮助谭凤嬛提高绘画的技艺，他亲自修书给老朋友晏少翔，请他授教。每次举办《红楼梦》人物画展，他都事无巨细地帮学生筹划，写信祝贺或题词鼓励，让学生时时都能感受到他的关怀爱护。

他的心胸非常宽广。他在北京的张自忠路居住时，房屋窄仄，却自号“宽堂”。“文革”期间，他每天晚上抄写《石头记》一书，还写下“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的对联勉励自己。他还经常教导学生：“遇事不要斤斤于一时，要从大处着眼，向长远看。心无旁骛，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了。”^[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