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国学院，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的人才。其中，姜亮夫、陆侃如是其杰出代表。

姜亮夫，生于1902年，云南省昭通市人，原名寅清，字亮夫，后以字行世。姜亮夫幼承庭训，自小便随其父通读《十三经》等传统经典，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1918年，他入读云南省立第二中学。读中学期间，姜亮夫通读了很多文学原典和学术著作，这成为他“后来学问兴趣转变的一个大关键”。1926年，他以“备取生”资格进入清华国学院。清华国学院时期是姜亮夫一生求学的高峰时期，也是他思想及研究方向定型的关键时期。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的学术思想、精神操守深深地影响了姜亮夫。对于这些求学经历，姜亮夫自己后来曾这样回忆道：“我一生就读过四所大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给我影响最大的是二十年代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读书经历……假如我有所成就，就是这些学校对我教育的结果。”

自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姜亮夫便辗转各地，始终以教育为业。1949年后，姜亮夫先后任教于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中文系、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姜亮夫一生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数十部，涵盖了历史、语言、文学、楚辞学、敦煌学、文献学、训诂学等诸多领域，堪称“一代宗师”。

姜亮夫一生始终重视学术视野的扩展和学术方法的更新。对此，当代著名学者李学勤在《姜亮夫全集》的序言中总结道，“姜亮夫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广读马克思、恩格斯及摩尔根、穆勒利尔、梭罗金、涂尔干等人的著作，并于1935年赴欧洲，于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他与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叶慈、翟理斯等英法汉学家结识，且在法京国民图书馆应王重民先生之邀，检阅敦煌卷子，多有收获，足见他的学术，绝非闭门墨守者可比。”

在注重治学方法创新的同时，姜亮夫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研究原则。他反对不实的学风，强调治学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来不得丝毫懈怠，半点马虎，并主张“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这与胡适之先生“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的治学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姜亮夫多次在公开演讲中勉励青年人要有“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卓绝的气概，不作浮夸，不为文痞”。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在自传中，他说：“我的记忆力并不好，读书治学，于是用三到之功：眼到、口到、手到。我的卡片分三种：最大的写一书一文的提要，中号写一个问题材料目录，小号抄写资料。我还把一切有用的论文及一些诗文集、杂志的篇目，一本本抄好、订好，放在案头。”姜亮夫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写成的。此外，他还自己编录了大量的工具书，例如《莫高窟年表》。姜亮夫治学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就《楚辞通故》而言，是他积四十年不断抄录各代楚辞学方面的零星资料而整理总结出来的。姜亮夫常说自己是个“钝根人”，治学就是用笨办法来做的，但正是这种“笨”办法，方显示了他的求实的品质。

总之，一是求实，一是求新，这是姜亮夫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关键，也是他具有科学精神的一体两面。

当然，姜亮夫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学术成就，与其自强不息的品格也有密切关联。在“文革”时期，他素心底定，从未悲观，一直坚持著书立说。这一定不是如阴阳家算定日后定当无往不复，而是儒家的“乐天知命”“自强不息”精神支撑着他。他的一位私淑弟子曾经在文中说到此点：“‘文革’中先生曾留一照片，为惟一之未戴眼镜者，其时潦倒穷困，无以复加，桌前罗列，无非药瓶，身上穿戴，皆是旧服。然先生弦歌之声未断，青云之志不坠，终身向学，不废著述，九十三岁方谢世，远超诸多身体康健之同人。如谓无信念、精神以支撑支离之病体，其谁信与？”^[1]

另外，其爱国之心与宽广胸怀也是其学术生命的重要支撑。姜亮夫研究的面很广，但最重要的有两个领域，即敦煌学和楚辞学。一部敦煌学可谓中国学术的一部伤心史。这当然首先是因为敦煌藏经洞刚发现不久，其中的精华部分就被西方各国盗劫而去。另外由于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中国处于战乱和阶级斗争之中，所以敦煌学研究的许多方面落后于日本和欧美各国。所以曾经有人说“敦煌在中国，研究在日本”。姜亮夫的书中也多次提到过“敦煌材料在敦煌，敦煌学在日本”这样的话。这无疑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20世纪30年代，姜亮夫到巴黎学习考古学，当他看到流散在巴黎的敦煌写卷时，爱国心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于是，他放弃原来的学业，转而投入到敦煌写卷的抄录和拍摄之中，从此走上了敦煌学研究之路。所以，我们可以说，爱国心也是姜亮夫研究敦煌学的原始、持久的动力。不过，姜亮夫的胸怀并不限于此，他认为，敦煌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1990年，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国际会议，当时年近九旬的姜亮夫虽不能亲自与会，但心系大会，专门为会议写了一幅字：敦煌学是全人类的同心结。其意思是，敦煌学不光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需要全世界的学者一起来研究。这就跳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把敦煌学置于更广阔的学术空间中去。这对促进敦煌学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后来季羡林提出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与姜亮夫的提法异曲同工，这使人们不能不佩服其眼光的远大和胸怀的广阔。^[2]

陆侃如，生于1903年，祖籍江苏太仓，出生于江苏海门一爱国士绅家庭。陆侃如于1924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入清华国学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从国学院毕业后，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授，并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兼职。1929年，陆侃如在上海与冯沅君结婚，从此二人合作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2年夏，陆冯同时出国，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1935年，夫妇二人均获文学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后，陆侃如任燕京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其后直到去世，他先后在中山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

陆侃如在山东大学及其他等高等学校任教的几十年来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成就十分显著。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始终保有科学精神密不可分。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中古文学系年·序例》便可看出大概。他在该《序例》中说：(www.daowen.com)

文学史的目的，在鉴古以知今。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仅要明白文学史上的“然”，更要知道“所以然”。以树木为喻，“然”正如表面上的青枝绿叶，“所以然”则是地底下的盘根错节。我们必须要掘开泥土，方能确知底蕴。我们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的鉴赏与评析，这是最基本、最浅层的。我们要深潜进文学的底层，追问下去，关于作者所处的环境，作品产生的背景，当时社会的状态等等。只有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才能在社会学、史学与文学的交叉互融中揭开文学的朦胧面纱，洞悉文字背后的秘密，深切品味文学的无尽内涵。

正是基于这样的主张，他认为，写作文学史应分三步走：“第一是朴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等。这是初步的准备。第二是史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情形，必须完全弄清楚。这是进一步的工作。第三是美学的工作——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这是最后一步。”这一将文学史研究建立在朴学、史学、社会学基础之上的主张，无疑是其以科学精神治文学史思想的集中展现。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其在1923年4月完成的《屈原评传》，其中 引用有关古籍近百种，而且写了三种附录——“附录一《屈原年表》”“附录二《屈原校勘记》”“附录三《屈赋古音录》”。他是先把屈原的生平、著作内容及古音都搞得一清二楚，然后再写评传。胡适认为，《天问》是后人杂凑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不是司马迁写的，屈原不会生在秦汉以前，等等。胡适的说法十分粗疏，而陆侃如对他的批评却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考证基础之上的。胡适说《史记·屈原本传》错乱，“前称屈平为何后半称屈原”？陆侃如反驳道：“这或者是胡先生没有细看原文，因为前半篇里也有称屈原的，如‘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一句，且第一句就说，‘屈原者名平’，则‘原’‘平’当可互易。”陆侃如最后说：“胡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人，因为我敬重他，故不敢随便附和他的话。我很希望胡先生及其他研究《楚辞》的学者们细察我的意见，加以修正。”其求实、求真的精神自此可见一斑。

在“文革”期间，“四人帮”大搞儒法斗争之际，陆侃如写信给刘大杰，对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里把杜甫列入法家提出批评。这篇题为“与刘大杰论杜甫信”的论文用详尽的事实说话，批驳了将杜甫列为法家的谬误，成为学术领域内反“四人帮”大搞儒法斗争的第一篇，引发了学术界的大震动。我们现在从陈四益书写的回忆性文字来看，刘大杰先生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确实不可违拗。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更能看到陆侃如的勇气可嘉。陆侃如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后写这样一篇文章，如无求真、求实的精神作支撑，不可能如此。

陆侃如不但是一位终生严谨、求实治学的学人，也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学者。

他不是一个迂腐的老夫子，而是在学术中注入了活的意趣、导入了人生的智慧。这一点，从其当年在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的出色表现可见一斑。1935年，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主考人提出一怪题：“《孔雀东南飞》，为什么不说孔雀西北飞呢？”陆侃如即答：“《古诗十九首》第五首中第一二句是：‘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楼高如此，它怎么能飞得过去？”主考教授大为惊服。本来，中国古诗中的“东南”“西北”常作虚指，对此，问者与答者皆心中有数，因此，在问与答中都不指明。杨明照先生听说了这一趣闻，拊掌大笑，说此答可入“新世说”，非以此相答，不能成其妙。

陆侃如的爱国、爱校情怀更是让人感怀不已。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为纪念“六二”，山东大学和青岛市都举行了活动，陆侃如写下了《三个“六二”》这一充满激情的文章。1950年元旦，他在山东大学出版的《山大生活》新一号上发表《迎一九五零年》的文章。同年的“五四”运动纪念日，陆侃如在《山大生活》上发表了《五四的教训》，畅谈了自己对“五四”运动的认识；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陆侃如以校副主任委员之名，在校报发表了《庆八一建军节嘉庆反侵略斗争》的短文；11月13日，山东大学举行反美大会，陆侃如在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1954年10月1日，陆侃如在《新山大》发表了《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伟大成就而欢呼》一文，欢呼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在重要的时间节点，陆侃如都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发展鼓与呼，足见其爱国情怀。

1979年，陆侃如逝世。去世前，他留下遗嘱说：“按冯沅君和她个人的愿望，将全部藏书，数万遗款赠山东大学。”陆侃如临终前，以其全部存款四万多元的三分之二捐献给国家，只将三分之一留给他的继母、弟弟。陆、冯二人省吃俭用，打算凑足十万元，建立陆、冯奖学金。这个宏愿虽未实现，但山东大学决定，据陆、冯先生生前愿望，以陆、冯二人生前积蓄为基金，设立“冯沅君文学奖”，鼓励从事文学教学研究有成就者献身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这种清贫自守、甘为学校奉献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