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亚书院的创办过程中，如果从各方力量的作用状态来看，可以分为清晰的两个阶段。创办初期，是一个各方力量磨合的时期。在办学走上正轨之后，便是一个各方力量凝心聚力，共同把办学的教育理想、文化理想落到实处的阶段。

在新亚书院的创办初期，各方力量的磨合有颇多曲折且微妙之处。1949年春假，钱穆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邀请，由上海奔赴广州。在广州，钱穆遇到了好友张晓峰。张晓峰告诉钱穆，自己欲前往香港地区办学，并已和谢幼伟、崔书琴二人约好，共襄盛举，同时极力邀请钱穆一起前往。钱穆当时并无其他安排，便答应了此事。但不久，张晓峰便被蒋介石电召去了台北。于是，到香港后，只能是钱穆、谢幼伟、崔书琴一起筹划办学事宜了。筹划中的学校命名为“亚洲文商学院”，拟由钱穆任院长，由谢幼伟的好友刘君夙任监督。不久，谢幼伟又应印尼报馆应聘前往。学校开学之际，实则只剩下钱穆与崔书琴二人筹划办学了。于是，钱穆又邀请了新识张丕介任学校经济方面的课务，还邀请了侨大同事唐君毅担任学校哲学方面的课务。当时，钱穆还有邀请陈寅恪、熊十力、梁漱溟等众多学者到校之举，但由于这些人不愿意离开内地来香港，均拒绝了钱穆的邀请。亚洲文商学院终于在1949年10月正式开学了。

学校开学后不久，张丕介邀请其政治大学旧友罗梦册来此任教，唐君毅亦邀其旧友程兆熊来此任教，新亚同事增加到了六人。当时无固定校址，只有三间教室，在夜间上课，十分艰苦，幸得商人王岳峰资助，在九龙街租得新楼。钱穆欲将学校改为日校，但是，监督刘君夙不同意，于是，钱穆便向教育司另请立案，最终获得通过，学校遂正式更名为“新亚书院”，开始办学。

在新亚书院正式定名后，由于钱穆树立的教育理想、文化理想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不少高水平学者接踵而至，师资数量大增。吴俊升到校任教，并介绍同事任泰、东伯也到校任教，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等学者先后到校任教。这些人无不欣赏钱穆艰苦办学的精神，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后来又有金融界久负盛名的杨汝梅到校任教，新亚书院阵容开始变得强大。

新亚书院在创办过程中条件是极端艰苦的。梅怡宝先生在回忆当时艰难困苦的环境时说道：“当年创校之初，僻居桂林街卑陋的校舍，钱校长与数位教授及少数学生，宿舍与教室混用，校务与生活无分，物质条件极端简陋，但他们以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孜孜不倦，弦歌不辍。教授志不在获取薪酬，学生也不以考取文凭为目的，师生一家，共同为理想而努力。”学校学生大都为流亡的青年，十人之中有八人无力缴纳学费，无处容身的同学更是在学校楼梯和天台露宿。学校无一工友，则派学生处理学校杂务，如扫地、擦玻璃等，可以获得少许的津贴。当时新亚书院的学生虽大都是流亡青年，颠沛流离，生活堪忧，但是他们仍都努力学习，有志上进。当时新亚书院的经济条件也无法支付教授的工资，但是多数教学者不计报酬，愿意来此兼课，共同的理想支撑着他们共同努力，对此，钱穆描述道：“新亚的经济，是如此般困乏；设备是如此般简陋；规模是如此般狭小；一切的物质条件是如此般不成体统，但我们并不曾为这些短了气，我们却想凭借这一切可怜的物质条件，来表现出我们对教育文化的一整套理想”^[24]。

1953年7月，钱穆在新亚书院第二届毕业生毕业之际为新亚书院创作了一首校歌，从此，新亚书院有了自己的校歌，其中一段歌词为，“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这首校歌充分展现了新亚书院办学时的艰难状况和新亚师生勇于克服困难、不屈不挠的新亚精神。这都是在共同理想的支持下凝心力、聚士气的结果。

总之，在校内，不仅需要通过各方力量的平衡与磨合，在办学理念上达成共识、形成目标认同，还需要实现利益平衡、理顺人心人气。其间的微妙与复杂，实难完全洞悉。

综上所述，在民国时期，此类中西教育融合的教育机构为了将非主流的教育方案落实，不仅需要通过与政府的斡旋、与地方绅商的沟通来获取支持，还需要对校内各方力量进行平衡，使得大家凝聚共识，齐心协力，心甘情愿地把纸上蓝图变为实在的办学实践。个中酸甜苦辣，非深心体悟者，实在难以获知。

【注释】

[1]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19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的文件（1937—1947）》，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5，案卷号5456。

[3]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页。

[5]刘悠扬：《钱穆和新亚的“桂林街时代”》，载《深圳商报》2014年4月28日，第C01版。

[6]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25页；唐君毅全集编委会编著：《唐君毅全集》（卷九），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591页。

[7]苏州大学校史编写办公室：《唐文治年谱》，苏州大学1984年版，第61～62页。

[8]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2页。(www.daowen.com)

[9]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7页。

[10]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9页。

[11]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4页。

[12]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吴学昭整理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4页。

[13]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吴学昭整理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页。

[14]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吴学昭整理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页。

[15]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吴学昭整理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页。

[16]钱端升：《清华学校》，载《清华周刊》1925年第362期。

[17]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吴学昭整理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1页。

[18]徐葆耕编选：《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19]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吴学昭整理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0～131页。

[20]唐文治：　《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唐庆诒补，文海出版社1948年版，第120页。

[21]唐文治：　《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唐庆诒补，文海出版社1948年版，第120页。

[22]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9页。

[23]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4]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