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无锡国专在办学过程中，经历过抗日战争这一重大事变，几经迁校，所以，在学校的迁址、分合等大政方针的确定、执行上，便存在校长和校内各方力量的磨合问题。

抗战初期，无锡国专被迫迁离无锡，唐文治率领一部分师生迁校至湘乡铜钿湾，时任国专总务主任的叶长青则带领另一部分学生至长沙。后叶长青却因急于返回福建老家，请示唐文治“时局一时不定，拟将本校暂时解散”^[20]。唐文治告诉他，“只可疏散若干人，其有愿来者，可迁校至湘乡，照常授课。”^[21]但是，叶长青没有遵照唐文治的指示办理，径自向学生宣布学校已经解散，遣散大部分学生。只有少数师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湘乡铜钿湾归队。后因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的邀请，唐文治率全校师生转迁桂林。

迁桂后的师生在山区简陋的环境下，即使资源非常紧缺，代理校长冯振仍然维持着无锡国专的正常运转，并且创办民众学校，与当地人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就这样，国专暂时稳定下来，并且仍然有所发展，不断有学生从四方赶来。就当时的条件来讲，这全赖国专师生的同甘共苦、刻苦自励的精神才得以坚持下来，并开创了国专流亡以来的“盛世”。直到1944年8月，日军逼近桂林，使得国专桂校再次陷入危机，众多师生被疏散，大部分桂籍学生各返本籍，人数急剧下降。且在往何处转移的问题上，师生意见不统一，多数师生主张迁校贵州贵阳，但由于西去之路被日军截断，这部分人留在当时学校所在的蒙山。而冯振所带的二十人在转移到姑苏冲后又移迁到大塘乡。此次迁校导致本就不多的人数再次分裂为两路。在这不停迁移的过程中，桂校师生生活极度困难，形同乞丐。但这些困难并没有使得代理校长冯振放弃国专，他动员一切力量，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桂校师生克服资金和交通上的困难，开始复校无锡的工作。

除了在学校大政方针上平衡各方力量，使学校办学不致产生大的波澜外，尊重学生群体的感受，满足学生群体的利益诉求，赢得学生的认同与支持，也是国专办学成功的重要保证。(www.daowen.com)

如国专聘请的周予同在讲授经学概论时，所讲内容比较超前，甚至有以戏谑之语评价孔子的内容。少数同学向唐文治反映，他们不能接受这种授课方式。唐文治知晓此事后，派陆景周向其他学生了解情况，遂发现大部分学生很喜欢这种教学方式，觉得这种教学方式对学生吸收新知识，打开了眼界，是有益处的。于是，继续安排周予同讲授经学概论，得到了大多数同学的认同。

抗战胜利，无锡复校后不久，学校里就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学生们对个别教师的讲课不满意，要求更换老师；二是对学生的伙食质量有意见，大家交的伙食费很高而伙食太差”^[22]，唐文治派教务长王蘧常处理问题。王蘧常在听取了学生代表的意见后，很是体谅学生的心情，认为学生提出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是合理的，同意更换老师，但是反复强调，要给年轻教师锻炼、适应的机会，不能对新老师存有偏见。并且同意改善伙食，并且明确伙食经费出处。这些举措立竿见影，学生们无不欢呼雀跃，进一步树立了国专在学生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当然，在体贴学生的同时，对教师的利益诉求也善加体察而顺应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九三五年，中山大学请他（陈鼎忠）去担任史学系主任，待遇高于国专一倍，离家又近。但因师生情重，舍不得离开国专。他对其他教师说不能两全，当回家与家属商议。唐先生闻之，对冯振心说：‘陈先生下学期可能不来了，热烈举行假期话别会。’会上，师生情绪很激动。陈先生回湖南后，来信辞职，下学期到中山大学去了。”^[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