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题研究与普通国学之争

吴宓是清华国学院开办前期的主持者，他在美国时师从白璧德，广泛地吸取西方文化的营养，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独立思考，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并把自己这种独到的思想融入清华国学院的创办中。

但是，吴宓当年在清华，其实是受到很多限制的，根本没办法施展他的全部设想。《清华学校研究院章程》，最终定稿由吴宓完成，但其最初是由教务主任张彭春起草的，从中依然可以看到起草者的些许痕迹，所以该《章程》基本上算是个妥协的产物，其中仍有吴宓不甚同意者，后来也因此而产生问题，最终导致他在一年后的辞职。

吴宓在清华国学院开学之日中提到，“研究院在中国实属创举，他校如北京大学亦设国学研究所，然组织办法颇有不同”；清华国学院之研治国学，“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像清华国学院那样“讲授国学之机关，在今中国，尚无有见”。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国学研究院的定位方面，吴宓实际上是有自己的独特见解的。

吴宓在谈到国学研究院的地位时说，研究院“非清华大学之毕业院（大学院），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他强调的是国学研究的独立性和纯粹性，校内的教务主任张彭春就与吴宓的意见相左，他认为，国学研究院应办成多学科的科学研究院，并能够与大学部相衔接。清华最初创办研究院其实也是考虑到类似今日研究生院的“大学院之成立尚需四五年，乃设立研究院，先开办国学一门”。由于当时正处于清华的“改大”时期，再加上清华国学研究院刚刚鸣锣开鼓，吴宓的这番论及研究院地位与性质的说辞开始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但这也仅仅是侥幸存之。1925年底，校务会议就国学研究院的地位与发展方向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教务主任张彭春要求国学院须“改变性质，明定宗旨，缩小范围，只作高深之专题研究，而不教授普通国学”。而吴宓则希望扩大国学院的规模，他一直坚持明定清华国学院“专以国学为范围，故其性质为独立，而并非清华大学院（即毕业院）”。因此，专题研究和普通国学两者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只有这样，才可能最终整合中西文化以“造成一中心之学说，以定国是”。所以，“章程亦宜酌加修改”。结果，清华校务会议最后通过的发展计划是规定国学院仅偏重高深之专题研究。吴宓倍感失望，“所怀抱之理想及始初对于研究院之希望，适相反背”^[12]，他也只好黯然辞职，接受这个失败的现实。以后国学院的院务会议，就由新任的教务长梅贻琦主持。此后，由于梅贻琦的长袖善舞，国学研究院又维持了三年之久。

（二）对校内不同利益主体的安抚与整合

1.教师招聘中的复杂人事纠葛

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开设之初，对教授、讲师的资格认定就相当高，要求就聘任国学院的教授、讲师，必须具备以下三种资格：一是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是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是稔知欧美日本之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与学生个人接触，亲近讲习之机会，期于短时间内获益至多。

在清华国学院的师资群体中，吴宓任研究院主任，教授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被后世称为“清华四大导师”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此外讲师李济的加入，更是形成了“五星聚奎”的集团优势，还有助教赵万里、浦江清等助阵。可当初让四大导师齐聚清华园，也是颇费了一些周折的。

早在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前，胡适就曾向曹云祥校长推荐王静安、梁任公两位坐镇国学院，王、梁当时在国内就已威望颇高，被称为学界泰斗，王国维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国学根底深厚，兼通英文、日文，对西欧哲学亦有所了解。对于中西方文化，王国维曾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王国维就任国学院教授后，专心学问和教育，堪称一代名师，王国维在国学院期间所教授科目为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

梁启超在未就聘国学院教授之前，就与清华园感情深厚，他的三位公子都求学于清华学校，他曾多次在清华园中发表讲演，也曾高调宣扬国学。这源于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在考察中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在学术上，梁启超可谓是个通才，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不仅对经史子集有深厚积淀，而且对西学兼收并蓄，对后生之辈更是循循善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清华期间，为清华学子开设国学小史、五千年史势鸟瞰、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深受学生青睐。

在清华四大导师中，赵元任是唯一的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他早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数学和音乐，毕业后在该校任物理讲师，后到哈佛大学攻读物理学，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哈佛哲学讲师。赵元任在四人之中，虽为后生之辈，但其时已获得很高的学术成就。1925年，他被聘为清华国学院教授，此后专攻方言和音韵，为国学院学生开设普通语言学、现代音韵学和中国方言学等课程。

对于陈寅恪进入清华园，吴宓曾在日记中提到：“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13]就是至今谈起陈寅恪是如何步入清华园的故事，后世学者仍然津津乐道。

在当初确定研究院的教师聘任时，除了陈寅恪，吴宓还向曹云祥推荐了张尔田、柳诒徵两位前辈以及在哈佛与他交好的楼光来、汤用彤等几位同学，但吴宓当时的身份只是研究院主任，实际上的人事决定权仍由曹云祥掌控着，由于在曹这里没通过，他推荐的这些人也只能从朦胧的荷塘月色中黯然消失。(www.daowen.com)

那为什么独独陈寅恪留下来了呢，吴宓又为什么会发出“费劲气力”和“难哉”的感慨呢？这就要提到梁启超助吴宓的一臂之力了。清华国学院学生蓝文徵回忆了梁启超亲自向曹云祥推荐陈寅恪的情形，“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我们读到这一段时，似乎可以看到梁任公与曹校长声色俱厉的对话场面。就这样，在吴宓和梁启超的联合推荐下，陈寅恪终步入清华园，也以他独特的人格与学术魅力，成为清华园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除了四大导师之外，清华国学院还请过章太炎，不过，被章太炎一口拒绝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因为章太炎对王国维和梁启超在学术上的不认同。

章太炎虽然学问很好，但为人较为偏激。他与王国维虽同为浙江人，但是他对于王国维关于甲骨文的研究，一点都不赞同。他认为，龟甲刻文从未见于经史，且“龟甲乃速朽之物，不能长久，焉能埋于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烂”？因此，关于甲骨文的研究，是最不可信的。为此，他公开反对世间有甲骨文之说。

对于梁启超，章太炎也在言辞中表现出多有不认同。二人虽同为开一代风气的人物，但是，章太炎却说：“文求其人，则代不数人；人不数多，大非易事，但求传入史则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能入史耶？”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章太炎不愿与王国维、梁启超共事，当然不会就聘于清华国学院。

总之，由于种种因缘际会，清华国学院最终拥有了“四大导师”，形成了鳞集仰流、名师荟萃的显著优势，也成为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座熠熠生辉的丰碑。

2.资源调配中的争端

国学研究院从初创直至辉煌，可说是从白手起家开始的，吴宓作为国学研究院的主要肇建者，可谓兢兢业业。1925年4月间，清华学校举行第一次校务会议，吴宓在会上提出研究院的经费预算及房舍等问题，获得通过。经过与院内各部门人物相协调，国学研究院的筹备工作得到进一步落实。对此，《吴宓日记》有记载，“四月十七日，星期五，下午三时，第一次临时校务会议（Provisional Senate）。提出研究院经费预算、房舍各事。”^[14]“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午后三时，梁任公来，同见王国维先生，决定题目。又同见陈隽人，决定房舍事（由校代建：借租或出5000元而校出10 000元）。”^[15]

清华创办研究院之初，设想是极其宏大的，既要关注国计民生，又要研究中西文化的融合，当时校内各方倾向于成立科学研究院而非国学研究院。在研究院运行一段时间之后，1925年底，吴宓向校方提出了扩大研究院的设想，包括扩招学员、增聘教授和扩充经费。计划一出，即刻引起了校内各方的躁动。钱端升就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对国学院的存在提出质疑：

至于研究院之应否特设机关更堪疑问。现时研究院所开之学科，仅国学一门。国学之为重要，无待烦言，而在偏重西学之清华犹然。现时研究院教授，若海宁王静安先生，新会梁任公先生，皆当代名师，允宜罗致。然注重国学罗致名师为一事，而特设研究院又为一事。清华学生之受益于王梁诸先生者，初不限于研究院学生，何以不竞聘先生等为大学教授，尊而崇之，而必名之曰研究院教授乎？岂大学之尊不足以容先生乎？即云研究院已有学生三十人，然此三十人者，固皆可为大学特别生，而今其专攻国学者也。盖特制研究院，即多一个机关，亦即多一份费用，而益陷校内组织与复杂难理之境。或云研究院为将来毕业院之雏形，有此机关，扩充较易；此不易通之论也，盖研究国学本无须特别机关，而今日之机关，又不易扩张者也。^[16]

从钱氏的话中，我们大概能看出，他对国学研究院的存在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国学研究院作为校内的一个特设机关，既花费学校的额外开支，又使校内组织变得复杂。

1926年1月5日，清华校内召开校务会议，吴宓在会上报告了国学研究院下一年度的发展计划，如增聘教授、增加预算等。教务主任张彭春与吴宓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意见。吴宓在日记中对此次会议也有记载：“1926年1月5日，下午4—6，校务会议开会，议研究院各提案，而张仲述一力推翻。其结果，通过。此后研究院只作高深专门研究，教授概不增聘，普通国学亦不兼授。于是宓所提出之计划尽遭摒弃。”^[17]在稍后的研究院内部的教授会议上，吴宓再一次遭遇了滑铁卢，仅获得梁启超一人的支持。但这并没有使吴宓放弃，他随后拟定了《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其中提到：“窃念此事关系本校前途极为重大，知而不言，是为不忠；明见其非而不图补救，是为自私。顾特请校长召集临时会议，复议此案。”^[18]吴宓撰写《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的目的是针对一些人对研究院的扩大存在成见，为了争取更多力量来支持研究院的发展。这一行动多少还是有些效果的，1月19日，校内再次就研究院问题召开临时校务会议，据《吴宓日记》载，“校长表示前次校务会议决议之案，实嫌过于粗率，使宓为难，故代表校务会向吴宓道歉云云。”^[19]但这次校务会议的决议仍与吴宓的设想相差甚远，吴宓只好以辞职对应。吴宓虽然离开了国学研究院，但萧规曹随，国学研究院仍然有条不紊地运行，直至1929年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