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亚书院的前身是亚洲文商学院，它属于夜校性质，不符合大学程度的要求。然而，钱穆等人欲创办一所大学，遂重新去香港地区政府办理注册手续。当时的香港地区依从的是英国的法律，按照相关规定，私立学校必须先按公司法登记，然后由香港地区政府特免“有限公司”字样，即可成为“法人”。以此来表明不是“商人”，而是非营利的教育机构。否则，就必须缴纳营业税，会被视为一个营利机构。对于中国人来说，“为牟利而办教育，是原则上要不得的”。假如未能被承认为纯正的教育机构，缴纳营业税，“就是为社会所非笑的‘学店’”。从这一意义上讲，这件事对新亚书院事关重大，绝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自1950年新亚书院成立，直到1952年，因政府要征收工商登记税，学校的性质认定就成为一个迫切问题。经过与香港地区政府的艰难交涉，在赵冰大律师的帮助下，1953年7月，新亚书院获批准注册为非牟利机构，这就意味着新亚书院正式获准成为“法人”。从此，学校定名为“新亚书院”。^[4]学校改成日间全天上课，符合了大学的水准，也获得了政府的备案认可。

除了对学校性质的认定，在大学主办权问题上，新亚书院与政府也存在着博弈的问题。按英联邦法律，殖民式统治地区只能有一所大学，当时香港地区已经办有香港大学，其他学校只能是专科性质，新亚书院的前身亚洲文商学院就是按此办理的专科学校。后来新亚书院虽获法人地位，对政府当局来说仍是“专上”（专科）性质，但新亚书院自始就认为自己是大学性质，为避免与政府的冲突，“新亚书院大学部”的牌匾只好挂在室内^[5]。这一争执直到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才算中止。

争取到学校的法人资格与主办权，这还不够。为了获得对学校办学能力、办学水平的认可，新亚书院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也是微妙的。钱穆、唐君毅都曾一再表示，他们之所以同意加入联合香港中文大学之列，不是为了解决教师的待遇问题，而是为了学生的文凭能获得当局承认，为了学生的前途所做的战略决策。^[6]此后，新亚书院与港府的冲突转而主要表现为新亚书院（已经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与香港中文大学学校行政当局的冲突了。(www.daowen.com)

除了以上方面，经费问题也是新亚书院与政府斡旋的重要方面。如1950年冬，钱穆飞抵台北寻求经济援助，然而，在参加蒋介石的宴请时，他发现食用的米饭非常粗糙，心想总统府的经济想必也是困难的，因而没有开口申请款项，不过，最终在居正的帮助下，还是获得了总统府的资助款项，每月政府出资3000元帮助新亚书院渡过难关。仅仅是这每月3000元的资助，用以支付新亚书院教授的工资，新亚书院得以继续走下去。

从无锡国专和新亚书院，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获取政府的合法性认定、独立办学允准、政策支持、经费资助，民国时期办学的主事者可谓费尽移山心力，用尽百般善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