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争取政策与经费

无锡国专创办前夕，唐文治分别致函江苏省省长齐耀琳和无锡县县长赵汝梅，为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开办向江苏省政府和无锡县政府呈报立案，但是未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立案。筹办期间，唐文治曾向当时任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请求帮助，为国学专修馆的毕业生谋求出路，徐世昌允诺毕业生出路由政府规定，后因1924年秋季江浙军阀战争的开始，没能实行。

无锡国专创办至迁桂之前，几乎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是依靠无锡士绅的捐赠及校董事会的资助，而国民政府的补助金额非常小。随着国专规模的扩大以及学校改制的实行，无锡国专开始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及拨款。尤其是抗战开始后，无锡国专迁徙流离，物价也在飞涨，国专校董形同虚设，无力为国专提供足够的经费维持运作。在唐文治等人的努力下，江苏省政府每年为国专拨款补助3000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专的燃眉之急。

国专迁桂后，仍然面临着经费困难的局面，中央教育部的经费一向紧张，每个月仅有1260元的补助，且因为战争及各种原因，这有限的资金往往无法及时发放到学校。为了自筹经费，代理校长冯振向广西省政府申请财政拨款以建桂校，得到赞同，并拨款1万元支持；同时又向广西银行和广西合作金库成功贷款，开始了桂校新校舍的建设。而此时在上海的沪校，面对汪伪政权的威逼利诱，唐文治坚决不向汪伪政府妥协，不向汪伪教育部立案。唐文治打算将沪校迁出上海，为此向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经费支援。经多方交涉，教育部允准支持沪校内迁并拨款5万元作为内迁费，但因为诸多原因内迁未能实现。经费紧缺的状况在陈立夫于1938年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后有所缓解。陈立夫作为抗战时期的教育部部长，竭尽所能，为中国教育事业出了不少力。缘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陈立夫为国专向教育部争取发展经费。1942—1944年间，教育部就补助国专共计340 240元，且每年递增。1945年朱家骅继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后，也曾一次性补助国专200 000元。无锡国专桂校于1945年校复校后，唐文治就沪校是否复校无锡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僵持不下，唐文治未理会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指令，对教育部实行“先斩后奏”的对策，沪校仍然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名义在上海招生。至1949年9月，经中国共产党苏南行署的批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升格为“中国文学院”，设有文学、史地、哲学三系。至1950年2月，华东教育部令沪校与锡校合并，6月并入无锡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语文系。

（二）力求校务自治(www.daowen.com)

无锡国专改制后，“学校是被批准立案了，但教育部的主管官儿却屡加挑剔。他们有的对‘中国文化’本无好感，有的则对国学一窍不通，主要的还是认为不合‘训政时期’的要求，学校的校长、主任和国民党没有什么关系。但派来的视察人员，毕竟还是有些书生气，并没有完全依照蒋梦麟等人的意图，把国专一笔抹杀，而是好心地予以‘知照’，或者善意的提些建议。唐校长是懂得‘择善而从’的。如一九三五年，教育部特派参事陈泮藻、国立编译馆主任陈可忠，于五月二十三日来校（此行系视察京沪私立专科学校）……他们视察教室、宿舍，为时甚久，对于校风之淳朴，管理之认真，深为嘉许，建议哲学概论、伦理学应为三年级的必修课。秋季开学时，三年级就开了这两门课。陈可忠对在编译馆任职的早期校友侯堮（云圻）说：‘想不到唐老的动作如此之快！’侯堮和在南京的校友私底下对人说：‘别人有心想找岔子，幸而国专无可挑剔，但请转告两位主任还得多加注意。’国民党想派‘党义’教员来，国专马上就请无锡县国民党部常委李惕平兼任该校教员（不久，尤胡念倩来兼课），遂不便再派人来。”^[1]从这一回忆性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校长唐文治不是一个迂腐的主事者，而是一个非常富有权变智慧的教育家，他既懂得向政府的适当妥协，又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这一高妙的平衡之举妥善地处理了国专内部校务与外部行政的关系，确保了无锡国专校务自治的权利。

直到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军对上海发动猛烈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抗。由于无锡临近战区，经常有军队向当地学校借用校舍。唐文治联合无锡其他学校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为维持课务，收容借读。似不得不先尽学生居住；倘有余屋，当就近告知驻军长官，酌量支配。”^[2]唐文治的这些举措，确保了无锡国专在战乱中仍然能够独立生存；在战乱中仍然以教学为先，保证了传统国学教育的延续。即使在艰苦卓绝的“流亡大学”时期，校长唐文治不顾年老体衰，仍然随校迁桂，一路上不断地鼓励师生战胜困难，并朗诵爱国诗词鼓励士气。直到身体实在难以支持，才将校长一职交予时任国专教务主任的冯振代理，他本人不得已赴港就医。唐文治由香港返回上海后，江浙未随校迁徙的国专学生纷纷表达了希望在上海复校的愿望，唐文治决定在上海旧租界内设立国专分校，并向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申报请求核准，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设立上海“补习部”（但在唐文治及国专师生的文章中，极少见到“补习部”这个称呼，更多的还是称其为“国专沪校”“国专上海分校”“无锡国专”），国专桂校作为本部的地位不变，无锡国专开始了桂校与沪校并立的时期。

1940年，无锡国专原教授陈柱担任汪伪政权治下的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并致函国专校务长王蘧常，邀请他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一职，王蘧常拒绝。1941年暑假前，国民党青年组织为了报复沪校有的教授在课上指责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和揭露三青团的本质，在其所办的上海《正言报》中“假借对高中毕业生进行升学指导，在答复他们的问题中公然说‘无锡国专在上海只有补习部，没有什么分校。’《正言报》诬指国专为补习班性质，激起了同学们的公愤，想向各报社投稿加以驳斥。校长传话：‘现值抗战期间，我们的敌人是日寇，是汉奸，何必与报社打笔墨官司。学校当致函该报，促其更正。’遂由王蘧常教授起草，校长审定，致函该报，历叙沪校筹办经过及招收新生的合法。《正言报》自知理亏，只好用‘来函照登’的方式登载。这年暑假，考生大增……《正言报》的捣蛋，反而替沪校做了‘义务宣传’”^[3]。1942年，汪伪教育部又来人游说唐文治，以威逼利诱的方法，要他出任伪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从容应对：“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以不签矣！”1943年日军入侵上海租界，唐文治为避免国专沪校被纳入奴化教育体制中，就改用了私塾的形式，并改用“私立国学专修馆”作为校名。

相对于无锡国专桂校的环境艰苦，沪校面对更多的是要与敌伪当局的斡旋，只有巧妙的处理好与敌伪的关系，才能维持沪校的运作。唐文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仅使得国专能够校务自治，更是从中体现了圣贤所具有的“成仁”“取义”的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