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亲如一家的师生关系

钱穆认为，传统书院的师生关系值得现代的大学学习。对此，他认为：“书院制所特胜于现行大学者，在其规模之狭小，师生有亲切之味，群居无叫嚣之习”^[70]，因此，应学习书院，在学校保持师生之间的亲切感，使之在学术研究和生活上都有所交流。不过，在钱穆看来，师生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是建立在师道的基础上的。

钱穆认为：“中国人理想中的圣，同时便该是个师。而为师者，在理想上也该是个圣。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著精神支点。”^[71]由此可知，尊师重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师拥有很高的地位，同时对老师的要求也极高。为师的最高境界便是教人如何好好的做一个人，正如钱穆所说的“师道最切近者，只在教人如何好好地做一人”^[72]。然而，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竞相模仿西方国家，学校只为传授知识，学生上学只为谋得一份职业，对传统文化完全忽视，师道更是荡然无存。因此，钱穆大声疾呼：“要复兴文化，必当复兴师道。”^[73]

新亚书院的教师不仅具有崇高的人格，还具有广博的学识，加上学校导师制度的建立，使新亚书院的师生关系特别融洽，全校师生亲如一家，学校犹如一个大家庭。

台湾研究院院士、著名的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曾在其回忆中写道：“钱先生领我到住处，对于一切起居饮食，乃至铺床叠被，整理书物诸琐事，都细心指点周到，而且在不足一天的时间内，来我房间五六次之多，诚恳关切，宛如一位老人照顾自家子弟一般，令我感到无比的温暖。”^[74]钱先生不仅给予学生生活上的关怀，更是鼓励学生要立志高远，潜心研究学问，当严耕望缺失信心，认为自己恐怕不能在学术道路上有所作为时，正是钱穆对其的肯定与鼓励才使严耕望坚定其学术道路，并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现代著名的历史地理方面的专家，其《唐仆尚丞郎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等著作，皆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其《治史三书》更是为研究史学的年轻人提供了指南，成为无数后辈学子的治学金针。

自此一例，我们不难看到新亚书院师生亲如一家的氛围以及此氛围对学生人格与学识的塑造作用。

（二）优良的学风与校风

新亚书院虽然条件极其艰苦，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形成了坚强苦撑的新亚精神，养成了优良的学风与校风。

关于校风与学风，钱穆如此说道：“校风是指一种学校空气言，学风则指一种学术空气言。”^[75]钱穆坚信“风化”的作用，认为“一个学校的价值，主要即在其校风与学风上”^[76]，它不仅能影响一个学校，甚至于能够影响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因此，新亚书院特别重视优良的校风、学风的形塑，在新亚书院形成了为人称道的校风和学风。

当时新亚书院的学生大体来说都知道爱校如家、热爱学业。学生十分爱护学校，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家。他们成立“同学服务”组织，热心服务学校事务，把学校的事情当成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样对待。同学之间也互帮互助，新亚书院宛如一个团结互助的大家庭。

新亚书院的学生深刻认识到，大学是传播高深学问和培养新型人才的场所，学生在校必须倾情投入自己的课业，才能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新亚书院的学生特别重视课业，在课程的学习上几乎是竭尽全力，在学校里边形成了一种几乎可以称之为热切的学术空气。如学校图书馆日益扩大，同学们利用图书馆把自己的学校日常生活转到学术生活上面，同时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体学术活动，如学校的座谈会、讲演会、讨论会、壁报、校刊等活动。

特别值得在这里大书一笔的是新亚书院的同学学术讲演活动。它每期由一名同学准备一篇文章进行演讲，对于演讲的内容不进行规定，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选定题目进行演讲。考察当时学生演讲的题目，可谓包罗中西，体现了新亚书院沟通中西文化的办学理念。现将1954年上学期（第67次～第76次）的学生演讲列举如下：萧世盐同学《杜威与中国思想》、列航飞同学《中国社会的展望》、杨远同学《新闻与特写》、罗拜同学《罪恶之赎价》、黄组植同学《我的新诗顺返法》、赵黎明同学《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史》、王正明同学《怎样演讲》、黄祖植同学《详谈新诗的作法》、唐修果同学《略论土地改革》、刘秉义同学《论中国工业革命》。演讲题目包罗万象、涉猎中西。

正是因为学校热切的学术熏陶，新亚书院不少学生离开学校以后，还保有终身学习的坚韧毅力，保持着研究学问的热情与能力，这是异常难能可贵的。

总之，清华国学院、无锡国学专修馆、新亚书院的校园文化，既有西方文化中追求真理，师生民主、平等关系的影子，又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国敬业，师生关系亲如一家的烙印。就此而言，它们的校园文化是中西文化融汇之后在校园的投射。

【注释】

[1]曹云祥：《开学词》，载《清华周刊》1925年第350期。

[2]曹云祥：《校长谈话》，载《清华周刊》1922年第248期。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三十八》，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8页。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三十九》，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4～110页。

[5]陈书良编：《梁启超文集》，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491页。

[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6页。

[7]《清华学校研究院章程》，载《清华周刊》1925年第339期。

[8]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载《清华周刊》1925年第2期。

[9]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载《国学丛刊》1911年第1期。

[10]黄延复、马相武主编：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175页。

[11]梅贻琦：《梅贻琦谈教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12]刘露茜、王桐荪：《唐文治教育文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

[13]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72页。

[14]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15]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16]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页。

[17]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页。

[18]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82页。

[19]《研究院纪事》，载《国学论丛》1927年第1期。

[20]孙敦恒编著：《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21]。李济：《考古学》，载《清华周刊·特载》1926年第375期。

[22]《研究院纪事之课程设置》，载《国学论丛》1927年第2期。

[23]《清华学校研究院选考科目表》，载《清华周刊》1925年第339期。

[24]梁启超：《梁任公先生教授谈话记》，载《清华周刊》1925年第352期。

[25]梁启超讲，周传儒记：《指导方针及选择研究题目之商榷》，载《清华周刊》1925年第353期。

[26]即使是中国佛教史、中国文学史等以“中国”二字命名的课程，其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却是以西方的逻辑建构的知识系统，故应该也视为西方学术。

[27]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载《文教资料》1985年第2期。

[28]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页。

[29]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页。

[30]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页。

[31]《清华学校研究院章程》，载《清华周刊》1925年第339期。(www.daowen.com)

[32]孙敦恒编著：《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33]徐中舒：《追忆王静安先生》，载《文学周报》1929年第5期。

[34]梅贻琦著，文明国编：《梅贻琦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

[35]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96～397页。

[36]余子侠：《工科先驱　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

[37]吴湉南：　《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

[38]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页。

[39]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7页。

[40]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页。

[41]《清华学校研究院章程》，载《清华周刊》1925年第339期。

[42]《清华学校研究院章程》，载《清华周刊》1925年第339期。

[43]徐中舒：《追忆王静安先生》，载《文学周报》1928年第5期。

[44]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自治委员会：《校闻·导师制度之改进》，载《国专月刊》1936年第10期。

[45]唐文治著，陆远编：《大家国学——唐文治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

[46]王桐荪等注：《唐文治文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47]吴湉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

[48]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民生印书馆1936年版，第97页。

[49]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民生印书馆1936年版，第98页。

[50]吴湉南：　《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

[51]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0页。

[52]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1页。

[53]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54]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页。

[55]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3页。

[56]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57]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58]孙敦恒编著：《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59]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0]倪明主编：《三吴风采》，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61]张尊五：《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19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2]《柳翼谋先生在国专演讲》，载《新无锡》1931年6月5日，第3版。

[63]潜夫：《新时代青年的修养》，载《新无锡》1933年3月12日，第3版。

[64]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自治委员会：《校闻·研究股工作紧张》，载《国专月刊》1935年第10期。

[65]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自治委员会：《校闻·黄宾虹、陈柱尊二先生莅校演讲》，载《国专月刊》1936年第1期。

[66]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7]《赈灾近事记·一区公所征衣 国专学生减膳》，载《新无锡》1931年9月26日，第3版。

[68]《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日会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董会议纪录》，苏州大学档案馆藏，全宗号7，案卷号永久8。

[69]陈其昌：《往事的回忆》，载《国学之声》1995年第4期。

[70]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71]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72]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73]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页。

[74]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75]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8页。

[76]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