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专修馆时期还是转制后，无锡国专始终继承着中国传统书院的优良传统，同时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益因素，融汇为一，使国专呈现出充满生机、与时代偕行的校园文化。

（一）师生积极互动、相互学习的风气

无锡国专很好地继承了书院的自由研究精神，师生之间相互学习、探讨，蔚为一时之风气。课上，教师亲自进行示范性教学，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自己也要做到。课下，师生之间始终保持着学习、研讨的良好氛围。

如无锡国专的学生在刚进校的一年级或二年级，教师就会给学生列出大量毕业论文的题目，由学生进行选择，或者学生也可以自行拟题，由老师审核。题目选好后，由教师指导学生如何搜集材料、如何撰写，等等。确定了论文题目，学生们在课下去图书馆查阅有关材料并自行整理，若有不懂的地方或者不易找到的材料，再去请教指导教师。如此日积月累下来，材料准备充分了，论文写起来就顺理成章了。这期间多靠学生的主动自学以及始终与老师保持良好沟通。

又比如唐文治的秘书陆景周（即陆修祜），也在国专代课，主讲《孟子》《左传》及《公羊传》等，曾经要求学生们坦率地评价他授课的质量。学生黄汉文直言不讳地告诉他：“陆先生，你教的《孟子》没有超出校长所著书的范围；《左传》研究课上，你讲了不少自己的体会，但别的老师先生也能这样讲；至于《公羊传》，本来就不易讲，你不但能和《左传》《谷梁传》比较研究，引用了古注和清代的讲说，还参用了近代的新说，对我很有启发。”^[59]陆景周对于学生的评价虚心接受，并表示会向其他教师学习。

相对于民国时期其他完全西化的学校教师对学生漠不关心、上完课就万事大吉的现象，无锡国专这种教学相长、师生互动的文化，不仅使得学生对国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得到飞速提高，更营造了国专自由探讨的学术氛围，使得国专的教学水平始终保持在较高的位次。

（二）海纳百川的气魄

无锡国专办学初期，学校师资规模并不庞大，除了聘请国专专任教师外，唐文治还采取了“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以补充师资的不足。“唐先生办学，除注重通常之课堂教学外，还经常邀请校外专家来校讲学，保送优秀学生外出听课。国专初创时，曾保送王蘧常、唐兰、吴其昌等六人到苏州从曹元弼处学习《仪礼》，后又增添了钱仲联”^[60]。

在后续的办学中，唐文治不仅聘请国内闻名的学者担任学校常任教师，还高薪聘请特别教师，并且经常邀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前来讲学。

国专曾多次邀请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陈中凡演讲，并函聘其为无锡国专特别讲师，在其主讲的《中国近三十年学术史》中，“无锡国专的讲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唯物史观’‘普罗文学’等名词，第一次向学生介绍了新文学流派创造社、太阳社文学研究会等。原来是为三年级学生开的学术讲座，却轰动了全校，每次上课，尊阁楼下大教室内座无虚席”^[61]。

1930年9月24日，时任中国经济学社社长马寅初应无锡国专邀请，来校演讲《中国田赋》，讲词异常精辟。1931年6月3日，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暨中央大学讲师柳诒徵在无锡国专作《治史事之管见》的演讲；第二天继续进行《治史学之方法》的演讲。“此系柳先生研究史学数十年之心得，与其他史学家所见不同。末言近数十年中国史学界之趋势，对于现代史学家之得失，批评至为允当。取譬诙谐，听者动容”^[62]。

1933年3月，唐文治邀请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至无锡国专作《新时代青年的修养》的演讲，主要内容为“要做一个新时代的青年，须要用礼义廉耻，和有冷静的头脑，坚决的意志，强健的身体，去修养。还要认清时代的环境，去求全国的精诚团结”^[63]。

同年，唐文治分别于3月、10月邀请国学大师章太炎来无锡进行数日的讲学活动。此外，唐文治还选派高年级的学生前去苏州国学会听课学习，每周两天。(www.daowen.com)

1935年，无锡国专学生自治会研究股较为活跃，他们在校开展多项学术交流活动，“如请求校方邀请著名专家俞庆棠先生、唐庆增先生、俞寰澄先生、孟宪成先生、陈一百先生、马寅初先生、杨荫溥先生莅校演讲”^[64]。

同年12月9日，“我国名画家，暨南大学教授黄宾虹、陈柱尊二先生莅校演讲……黄先生讲题为《中国画之认识》，其意谓中画与西画若建其极诣，其理相同……陈柱尊先生讲题为《墨子的尚义教育》，阐发隐奥，解剖精翔，各同学无不记录，以备不忘云”^[65]。

除了上述专家学者外，还有学者裘毓麟至国专作学术讲座、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孟宪成至国专作题为《欧洲之汉学》的演讲、中央大学教授廖凤林至国专进行题为《日本近世之统治阶级与最近军人暴动》的演讲、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刘通作题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的演讲、前广西省教育厅长雷宾南作题为《欧洲各国青年之思想谈》的演讲、广西大学商学院院长陈剑翛作题为《防空心理之分析》的报告，聘请学识和教法很好的许国璋在国专首次开设英语选修课，等等。

由上文可以看出，无锡国专在邀请专家学者前来演讲的内容不拘一格，有的是国学精粹，有的是时事历史，有的是哲学心理，还有的是西方先进思想等，这些演讲使得国专的学生接触到了不同于在校教师的新颖的学术思想，开拓了国专师生的眼界。如果没有在师资利用上海纳百川的胸怀，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的。

（三）崇高的爱国情怀

唐文治深深忧虑中国传统文化所受到的无情冲刷，决定由“振兴实业”转为“兴学救国”，这本身就是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其在创办及管理无锡国专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并将“正人心”“救民命”作为办学的宗旨，处处体现了其崇高的爱国情怀。在教学中，唐文治一方面要求学生扎实苦学，又反对学生关起门来读死书，鼓励学生关心国家和社会。在以唐文治为首的教育者的教诲、熏陶下，学生中间也充溢着崇高的爱国情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无锡后，“同学们义愤填膺，纷纷商量罢课，以及怎样表示抗议和对群众进行宣传。下午上课时，已经有老师应学生之请，宣讲近代日本侵略我国的历史……校长召集主要职员和教授开会……校长最后说：‘学生出于爱国热忱之行动，由其自决。诸位先生亦可各行素志。’”^[66]国专决议停课，并派出六个抗日宣传小分队对群众进行宣传活动。国专的学生对于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异常努力，而留校停课的学生也积极开展军事训练和日本研究，以期为抗日救亡贡献一份力量。

同年8月，苏皖等地区连日暴雨成灾，灾民流离失所。无锡国专“学生自治会干事会乃议决撙节中秋节添菜费十五元，为赈济灾民之用”^[67]。并且呈请当局，征收游艺场及菜馆业的赈灾特别捐（款），积少成多，以帮助赈灾。

1932年国专董事会上，还特别讨论了教师应如何指导学生从事积极救国工作的问题，“当兹国难方般之时，应请校长、教职员竭尽心力指导学生从事积极救国工作，切实求学，为国储才，万不可随波逐流，消极罢课，趋于自杀”^[68]。不久，“一·二八”事变发生，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面对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唐文治开始实施“明耻教战，振兴中国”的措施，他加强对学生的军事训练，派学生赴惠山驻无锡第八十八师司令部练习实弹射击，添设民族文选课，讲授爱国诗文，并在国专大礼堂上悬挂“世界之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的横匾，积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加剧，国民政府一味地退让，促使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示威游行。为了支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无锡国专学生要求罢课游行，得到了校长唐文治的支持。“国专唐校长平时对学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但对学生的爱国活动却是一贯同情和支持的，因此，在国专从未有阻挠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事情”^[69]。1936年，中日“绥远抗战”开始，无锡国专为援助“绥远抗战”战士，学生自行发起节食捐资，教师也拿出薪金百分之二汇往前线，并由教授叶长青起稿，无锡中学以上各学校联合发电慰问前方将士。

在国专发展历程中，教师不仅以实际行动为抗日救亡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还积极支持学生的救亡举动；国专学生在学习之时也不忘关注国事，在民族危机之时挺身而出；在群众遭遇灾难之时慷慨解囊；在遇到威逼利诱之时坚守正义，不失气节。这充分表明，无锡国专是一所爱国情怀充盈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