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亚书院管理制度的建立，钱穆如此说道：“我们在桂林街时代，只抱有一个理想，从嘉林道来农圃道后，理想渐与现实接近。理想要与事实相融合相配合，这是相当复杂艰难的。我们今后所当努力者，主要当使学校之制度化。”^[51]然而，制度是空洞的、呆板的，不能自己迈步前行，当时的不少大学，看起来规模大，经费足，设备齐全，也有完善的制度，但却缺少应有的精神与理想，正如孔子所说“徒法不能以自行”。针对此种弊端，钱穆提出：“我们要在继承传统书院精神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大学制度，促进学校的行政化。”^[52]以下的制度构架，便是钱穆这一设想的具体化。

（一）教学管理制度

钱穆注意到，西方大学制度中的“讲堂授课制”和“科目分授制”是有其优点的。此种教学管理方式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在增长学生智识方面效果明显。不过，钱穆也注意到，中国传统书院教学管理制度优于西方大学教学管理制度的优点便是“规模狭小、师生有亲切之味、群居无叫嚣之习”。因此，新亚书院吸收二者的优点，设想：“将来新大学以单设独立学院为原则，则庶兼（书院与大学）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缺尔。”^[53]基于此，钱穆提出，新亚书院的教学管理，既要沿用书院的讲学精神，又要旁采西方的导师制度。

关于教学管理如何进行，钱穆早在新亚书院的招生简章中这样写道：“关于教学方面，将侧重训练学生以自学之精神与方法，于讲堂讲授基本共同课程外，采用导师制。”^[54]通过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知道，新亚书院在教学管理上，注重课堂讲授与学生自学相结合的，更加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养成，希望培养学生独立学习与研究的能力。同时采用导师制，要求学生于课堂学习之外，认定一位至两位导师，和导师在学业、生活上保持密切的联系，使学生通过与导师的亲密接触，学习导师做学问的精神及高尚的品格，使学生在离校毕业后，仍然保持学习与研究的兴趣与习惯。

（二）行政制度构架

新亚书院采用了雅礼协会代表罗维德的提议，借鉴西方大学制度，在行政上采取教导处、总务处、训导处结合的行政制度，并于1959年9月16日的开学致词上宣布实行。

在具体的施行中，唐君毅担任教务处处长，负责管理学生的课程与作业，主抓学校的教学水平和质量，致力于提升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习环境。

雅礼协会的代表萧约担任总务处处长。为何选择萧约担此职务呢？缘于钱穆认为，西方人较之东方人更善于团体事务的处理，因西方人讲究依法办事，做事多富有条理性，然东方人大都受儒家文化影响讲究自由与自制，故在此方面东方人大都不如西方人。对于萧约，钱穆如此评价：“萧约先生虽代表西方文化，但其却多有描绘中国文学的著作，相信萧约先生的到来能够使新亚书院的理想进一步的实现。”^[55]总务处主管行政制度化，就是要制定、贯彻、执行学校的规章制度。如学校规定，教授除了上堂讲课留在学校以外，还要有一部分固定的时间留在学校，并且再去办公室门口放上教授留校时间的卡片，方便学生课下也能向老师请教问题。再如，学校图书馆规定，学生借书有一定的时限，如果不能按期还书，要处以罚款。这一规定是为了能够让图书馆的书循环往复的向外借出，从而使更多的学生受益。诸如以上有关学校制度方面的事情均为总务处管理。从这些制度可以看出，总务处的设立不仅有助于学校良好秩序的建立，同时也可以促进教学。(www.daowen.com)

程兆熊先生任训导处处长，程先生虽主修园艺，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极高的修养与认知。新亚书院的很多工友评价其书可爱，人更可爱。聘请程先生担当此职位，期望以其儒家的活的人格能使学生在接触中受到良好的熏陶。训导处主管生活艺术，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保持生活的丰富多彩，对学生进行艺术的熏陶和全人格的塑造。如训导处举办学校运动会，以培养体育精神，锻炼身体。又如进行京剧的排练与研究，并进行了三次公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其他如下棋、话剧、太极拳等诸如此类的活动，使学生课外活动都能娱乐化，一切娱乐活动都能艺术化。

（三）教师的聘任

古代书院由学问高深的大师创办，进行自由讲学。因此，传统书院的精华之一便是其自由讲学精神。新亚书院在吸收传统书院讲学精神的基础上，吸纳西方管理制度，提出了教师的聘任制度。

新亚书院教授的聘用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三级，按照应聘者的资历、学历进行等级划分。并且规定每位教授在校期间的任课时数为每星期9小时至12小时。随后，学校又增加助教一职。助教多在本校优秀毕业生中选拔，加意培植。助教便是在课程教学之后帮助辅导学生课外学习，一律以不任课为原则。

新亚书院唯才是用，教师的聘用均经过董事会的集体同意，教授大多为创办者好友，有着丰富的教学经历，并且均抱有崇高的教育理想与热心。在新亚书院经济困乏的现实条件下，不计较个人利益，自愿为新亚书院尽职尽责。虽然当时新亚书院处于极端困苦的环境，但其主事者深知教师之于一所学校的重要性，因此，在教师的遴选上非常谨慎。新亚书院的教师不论专任或者兼任，大多都是资历优深，在社会负有誉望，多有著作或译述刊行的人才。且大多具有中西结合的教育经历，有着相当合理的知识结构与文化素养。现举部分教授资历加以说明。如新亚书院院长钱穆曾经任教于北大、燕大、西南联大、川大、齐鲁等校教授，著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等著作。唐君毅教授曾任川大、华西、中大、江南等校哲学教授，著有《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道德自我之建立》等。杨汝梅教授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历任上海、暨南、光华等大学教授。余协中教授为美国考尔格大学硕士、哈佛大学研究生，曾任南开大学、河南大学教授，著有《世界通史》。

雅礼协会资助新亚书院，代表了中西合作的新纪元，其驻新亚书院的代表卢鼎先生、郎家桓先生以及罗维德先生均具有较高的素养，代表着西方先进的文化，两位先生同时也在新亚书院任教，在教课内容及学校管理模式上也对新亚书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了新亚书院中西文化的融合。

总之，在管理制度上，清华国学院、无锡国专、新亚书院不仅把西方管理制度中架构清晰、职责分明的制度优势纳入其中，也把中国传统书院中注重人情沟通与润滑的制度优势融入其中，达到中西管理制度优势在其中的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