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深切了解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创办根由，就必须从其创办者唐文治的人生历程中寻找蛛丝马迹。

唐文治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国学大师。清同治四年（1865年）12月3日生于江苏太仓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父亲唐若钦为清朝的恩贡生，以课徒教书为业。唐文治自幼勤奋好学，从父读经书，14岁读完《论语》《孟子》和《五经》，16岁入州学，17岁师从太仓理学家王祖畲（1842—1918年，字岁三，一字紫翔，号漱山，江苏太仓人），潜心研读性理之学及古文辞。18岁中式壬午（1882年）科举人。1885年，考入江苏学政黄体芳在江阴开设的南菁书院，受业于东南经学大师黄以周（1828—1899年，字元同，晚字儆季，浙江定海人）和王先谦（1842—1917年，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的门下，渐 通 小学和经学。28岁中壬辰（1892年）科贡士，殿试进二甲，朝考列一等，深得主考老师翁同龢的赏识，很快即就任户部江西司主事，开始了其14年的仕途生涯。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面对中国战败的局面，他向清廷呈《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即万言疏稿），针砭时弊，抨击权奸，吁请严惩战败将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发动“公车上书”，他撰写了《呈都察院请代奏拒签辱国条约》的奏章，支持康有为等人的爱国行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十三日，随户部侍郎那桐出使日本，是年冬调任外务部榷算司主事，管理通商、关税等事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他以参赞身份随清廷专使载振前往英国参加国王加冕典礼。于归途又随同到法国、比利时、美国、日本四国考察国情。两次出访，使得他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为载振撰写了《英轺日记》十二卷，使得闭塞的国人大开眼界。他在《由英回京条陈》等著述中，对西方国家“致治保邦之略”有较深的感受，认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形势有三大事宜必须进行，即兴商务、办路矿和办学堂，办学堂即兴办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国运隆污必与学校盛衰相消息，此断然无可疑者”^[24]。这两次出洋考察对他的教育思想影响很大，特别经过对欧洲各国文化教育的考察后，有感于国内教育落后闭塞、国力不盛的事实，激发了其“教育救国”的决心和强烈愿望。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唐文治改任商部右丞，不久升任左丞、左侍郎。在此期间，唐文治仿照法国开办商务学堂，以此振兴商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秋，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唐文治以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书。14年的仕途生涯中，唐文治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两次侵略战争，且都以中国失败、签订不平等条约告终，中国长年积贫积弱的后果显现无遗，这些失败的事实都引发了唐文治的深思。他多次奏请朝廷整饬军纪、政纪，从教育、工商、政治等多方面进行革新，但上书却往往石沉大海。对清廷政治的失望使他感到通过仕途救国无望。不久，因母丧回籍。从此脱离仕途，开始致力于教育事业。这一弃政从教之举可以说是唐文治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

唐文治退出官场后，由关注教育转向从事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唐文治就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后，该校改称“南洋大学”，后又改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改称“交通大学”，今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不管学校名称如何变化，前后共14年，唐文治始终任该校校长。唐文治一到任，就一改“前任监督久不到校，颇形废弛”的疲沓状况^[25]，常驻学校，锐意整顿改革，探索创新，开创了我国理工类大学教育中许多新的领域。并且针对学校当时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中不注重实践知识、技能的学习，学校变成了追逐功名利禄的场所的弊端，大力进行改革。唐文治主张不仅要整顿士风，还要培养通才。其以“务实”“尚实”为指导思想，指出教育“要以尚实为宗旨，使人人重于实学，得自谋其生计，而不宜锢之以虚荣，造就体用兼备的人才”。并在《咨呈重订章程和宗旨》中提出“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26]，认为“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27]。这也正是唐文治与其他洋务派官员与理学家教育者的不同之处，即讲求实业与保存国粹并举。由唐文治治理南洋大学的过程可以看出，他既不是全盘西化论者，也不是保守的国粹主义者，既提倡兴办实业，又重视国粹的保存，传统的继承与现实的变革在他身上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五四”运动时，北洋军阀镇压大批爱国学生，他曾连发三份电报给大总统徐世昌和国务院，要求保护、释放北京被捕学生。为了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联合其他沪上17所大中学校联名通电，并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分会，积极参与全市大罢课，进行各种学潮活动。“五四”运动所引发的学潮被很多学者（如吴湉南）当成唐文治辞职的导火索，事实上，唐文治于1920年12月21日正式辞去上海工业学校校长一职。

唐文治请辞时的原因是“近来目疾日增，际滋学潮复炽，断非病躯所能胜任”。但唐文治回到无锡后，56岁的他，虽双眼已近失明，仍然接受施肇曾的邀请，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唐文治请辞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是有深层次考虑的。唐文治虽然身为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却仍然具有理学家的本色，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在学习钻研实业的同时，也能精研国学。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校园里，“科学进步”与“本国文化”相互较量，“新文化”与“旧文化”猛烈碰撞，唐文治赖以安身立命的孔孟学说，更被北大的新秀们扫进了垃圾堆，学生们开始参加政治运动，不能安心学业，学生越来越尊西而忘中，学风日下。这些都极大地限制了工业专门学校内国学教育的发展。就在唐文治正式辞职回到无锡后不久，早年读书伙伴、曾追随唐文治在上海实业学堂任庶务主任的陆勤之，受钱塘绅士施肇曾所托，盛邀唐文治至无锡主办国学专修馆。施肇曾幼年受传统教育，且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学过英语，曾赴美后任纽约正领事官。在美期间，他目睹中西之别，“阅历既深，爰拟采他国之长，以补吾国之绌。”^[28]其在从政同时，投身实业界和金融界，取得巨大成功，作为无锡有名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崇教尚文”思想的影响，其十分关注教育。施肇曾兴办教育，让后世最为颂扬和钦佩的就是创办无锡国专。根据无锡《锡报》1920年12月13日的一篇题为“国学专修馆招考消息”的新闻短讯，可知国学馆的商办应该在1920年12月13日之前。这与唐文治正式辞去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的时间基本不分先后。唐文治不顾身体不适、“目疾日深”、“吾父老病”的请辞原因，欣然前往专修馆，主持订立学馆规则、宗旨，商量办馆、亲自招生等工作，尽职履行专修馆馆长之职。由此便可见，新思潮、新运动与唐文治的教育理念存在冲突且难以调和，这才是他辞去南洋大学转而倾力国专的根本原因所在。(www.daowen.com)

从唐文治对当时学校的切中肯綮的评论中，我们更可以确认这一点，他是这么说的：“今也，弁髦礼法，灭弃纪纲，甚至为人利用，日益长其嚣陵不靖之气。呜呼！古之学校，所以造人才，今之学校，所以害子弟，岂不痛哉？《易玮》曰：‘正其本，万事理。’今之学校，未有不正其本而能救之者也。窃尝谓欲救天下，先救学校，欲救学生，先救人心。”^[29]由此段话，可以看出，唐文治非常重视学校教育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学校，由于受西化之风的塑造，使得学生只重利益追求，对明人伦、定志趣的价值，弃之如敝屣。这就意味着，西化的教育已经把教育的根本彻底拔去。因此，他才倡导“欲救天下，先救学校”。

总之，正是因为唐文治深切认识到西化教育的弊病既深且重，他才对别人创办国专的倡议报以极大的热忱。

其在创办无锡国专时，将学校定名为“国学专修馆”，预示着无锡国专初期无论在教学内容上还是管理模式上，都将按照传统的“书院”模式运转。

在课程设置上，唐文治“本诸《十三经》以正其心，本诸《二十史》以考其事。本诸汉唐以来文集、奏疏、函牍、言论，以广其见闻，养其知识，庶几文化见渍于人心，国家可得而理欤”^[30]。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其“国有文化方可救国，苟不用孔子学说以振兴之，虽欲救国，其道无由”^[31]的思想主张的体现。

在管理上，“馆内不设教务长、总务长、训育长一类长字号人员，一切都由唐先生一人抓”^[32]。由此可以看出，国学专修馆只设馆长一职，负责全馆的教学及管理。其完全继承的是传统书院山长式的管理模式。

总之，从无锡国专最初创办的立意、课程设置的主旨、管理模式的安排上，我们也不难看出，唐文治力图为西化教育的弊病，寻找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