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清华国学研究院，自然要先说清华大学，而论及清华大学的历史，老一辈学者则多将其定位于国耻纪念碑一类。那么让我们把历史的篇章翻回到20世纪之初的1908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出于长远的利益考虑，与中方达成协定，决定使用“庚子赔款”为中国兴学育才，于是，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建了游美学务处，由它专门负责培养合格的留学生赴美深造和筹建游美肄业馆，其址坐落于北京西北郊的一座皇家花园——清华园。1911年，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共同迁入清华园办公。之后，又几易其名，先后经历了“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清华学校”，直至最后的“清华大学”。而清华学堂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意义不容小觑。

随着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成立，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其间，一直由美国的庚款作为支持，这也决定了清华学校与其他学校的不同。它一直由外交部主管，所以历任校长也皆由外交部选派，校长之上还有清华学校董事会。直到1929年，清华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清华大学改归教育部管辖，清华才正式回归中国教育体制。从1908年到1912年，清华的教育宗旨一直未变，那就是“以造成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都人士受同等之教育为范围”。

自清华成立以来，由于其奉行不渝的教育方针一直是培养留美预备生，故其在办学方式上主要是袭用美国的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清华校内，从学制到课程均仿照美国设置，学制为八年，依其程度分为中等科和高等科，各为四年，这就是所谓的“四四”学制。课程也相应被分为西学部和中学部两部分：西学部课程，主要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一律使用英语教材，采用英语授课；中学部课程，包括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博物等科目，使用中文授课。为保证毕业学生能够顺利进入美国大学，适应美国的社会和校园生活，学校将课程重心放在英文和直接用英语教学的现代学科上，而将中文学科置于次要位置。^[10]

由于清华学校独特的历史背景，它的学制课程、行政组织、校园管理、课外活动、建筑风格，甚至连师生的言谈举止和思想观念，都深深地浸透着“美国化”的影响。^[11]以致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年）到清华参观，面对“美国式”校园，对其大为赞赏，他说：“清华大学位于西山之麓，有不少精美而牢固的美式建筑，全部是用庚子赔款造起来的。其氛围同小型的美国大学相似……教员既有美国人，也有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人，近来后者人数逐渐增多……我在清华的时间不长，对它的教学无从评价，但所见到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让我感觉到美。”^[12]然而在清华生活学习的诸多校友却对这种提法不大认同，例如1922级的闻一多，离校前夕，就曾撰文《美国化的清华》来批评母校；1923级的校友梁实秋也曾向清华同学疾呼：“做一个东方的人，别做一架美国机器。”^[13]他们以中国人文学者特有的敏感，表示出对清华教育中浓厚的美国文化色彩的不满。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之前在中国文化和教育界中的主流思想仍是西方式的文化教育观的话，那么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美国化”就已不再是令中国学子一心所追求的理想化教育了。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便是胡适。众所周知，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坚持全面学习西方，但在新文化运动结束之后，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却开始反思其弊病，反思的结果便是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有些过激。因此，他们决定要在高校中纠偏，以重拾中国人的民族自信。

毋庸置疑，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刻，国学当然也要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胡适这一代学人却也生逢其时，从小都浸淫在传统的国学之中，青年时起又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影响和学术训练，因此大都学兼中西。这使他们既有“朴学”的功底，又有“新学”的创见。从而对中西文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思想。谈论起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就不是那么的针锋相对、无法调和了。

“整理国故”是民国八年（1919年）五月《新潮》杂志针对国故、国粹研究提出的主张。其后经胡适提到将“新思潮的意义的高度”作为对待处理传统学术思想的方针。由此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整理国故运动”。胡适在1919年7月就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年12月他又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地宣扬了“整理国故”的主张，并阐述了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一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二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三是“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也就是要通过“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视传统，却意在创新，相当平稳。

胡适首先提倡了“整理国故”，并迅速在中国大地上转化成为一种运动。在胡适的倡导下，从19世纪20年代初起，“整理国故”开始流行起来。胡适身体力行，不遗余力。他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的初衷本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化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进而在此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再造文明”。胡适还曾说过，“如果正确地解释儒学，将并不意味着儒学与现代科学思想相反。我不但认为儒学将为现代科学思想的培养、产生提供肥沃的土壤，而且儒学的许多传统是非常有利于现代科学的精神与态度的。”

以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为先锋，随即在清华园内也掀起了一股“清华文化运动”，引起了清华学子思想上的巨大改变，他们不再视“到外国去学政法学工商，为回国报效之唯一途径”，“当时北大为运动之中心，各地应运蜂起，而清华似乎落后”^[14]，这也使清华学子感到有必要奋起直追，与北大竞赛，从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前已提及，早期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因此在课程设置、学制等许多方面都“以美国大学及专门学堂为标准”；在清华就读的学生接受的是美国化的教育，反而对本国的人文历史知之甚少，这一情况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普遍指责。鉴于此种情况，清华学校提出了“中西并重”的方针和“保存国粹”“振兴国学”的口号，也曾几度提及要对学校进行改组。

梅汝璈（1924级）建议学校：“①精神上之建设。清华应塑造理想的精神。②国化——清华是中国国立学校，是纪念中国国耻的学校。依理说，她的教育目标应该为国家培植真正的领袖人才，预备将来做振兴中国的事业。”^[15]施滉（1924级）则将清华的使命定位为：“①对于国家，清华有解决国家问题的使命；②对于世界，清华有介绍中西文化的使命。”^[16]一时之间，主张清华“中西并重，新旧沟通”的言论层出不穷，如有人说：“吾校清华，为中西文明会通之所，负除旧布新之职。”^[17]有人说：“清华学校的责任，是要把中国数千年的古文明和西方的新文明融会贯通，为未来的世界新文明立一基础。”^[18]在汪鸾翔撰写的清华中文校歌里，也出现了“东西文化，荟萃一堂”“新旧合冶，殊途同归”的词句。^[19]

1913年，周诒春^[20]甫一接任清华校长，便不满于清华仅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的现状，而拟议筹办大学。他的考虑很现实：清华是以“庚子赔款”为基础建立的，一旦1940年赔款付清，学校将难以为继，不如早做打算，逐渐减少留美学生，以节省的款项作为基金，使清华永续发展。1916年7月，周诒春在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交的报告中，陈述了添办大学的三项理由：一是“可增高游学程度，缩短留学年期，以节学费”；二是“可展长国内就学年期，缩短国外求学之期，庶于本国情形不致隔阂”；三是“可谋善后，以图久远”。这些提议很快得到了外交部的“同意”批复。

周诒春看到了清华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曾经明确提出西学应该“中土化”，学术应求独立。早在1916年11月他就曾说：“过去我们必须依赖西人所提供的学术刺激，而现在是我们准备学术独立的时候了。”并提出要“学术独立”的四个条件：“第一，清华应保持一定的政策；第二，对中外、新旧教员应一视同仁，均应同样之待遇，享受同等权利；第三，学生应遵守纪律；第四，应以国语为教学媒介。如此，才能够促进学术独立。”

1916年，前任校长周诒春向外交部正式提出了清华向完全大学过渡的计划并积极予以推动。但不久之后周诒春辞职，其后学校校长多次更迭，使清华改办大学一事进展缓慢，直至1922年曹云祥出任清华校长，在校内外各种力量的推动下，改办大学工作才再次被推进。(www.daowen.com)

曹云祥^[21]担任清华学校校长五年多，实现了将清华由一个中等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完全大学的计划。在他的主持下，报请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清华大学工作及组织纲要（草案）》，将清华学校改组成大学部、留美预备部、研究院三部分。这是清华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清华的教育和学术独立向前跨了一大步，曹云祥也因此被称为“清华之父”。

1922年，曹云祥接任校长后，成立了关于清华校务的“调查委员会”，积极研究改办大学事宜。1924年2月，清华学校聘请了周诒春、胡适、范源濂、张伯苓、张福运、丁文江6人担任清华大学筹备顾问。10月，成立“大学筹备委员会”，从这时候起，清华停招留美预备生，改办大学的计划至此才由酝酿阶段进入实施时期。1925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该筹备委员会提出的《清华大学工作及组织纲要（草案）》，后清华又成立了“临时校务委员会”，将清华学校原来的留美预备部扩展为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和研究院三部分，改制后的这三部分各自独立，互不隶属。

清华改办大学，有来自于内外两方面的压力。在内部，当时国内各界普遍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渐趋发达，培养大学本科生“无须求诸外国”，面对京师大学堂等国内教育机构相继改组为大学，并形成了“南高北大”之势（“南高”，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制为东南大学；“北大”，即北京大学，由清末的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在1912年改名而来），曹云祥有意也将清华学校改组为大学，以提升清华在当时国内教育界中的地位。在外部，“五四”运动之后，国内教育思想文化界风起云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清华的“美国化”首当其冲，成为校内外舆论抨击的靶子。社会及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或以委婉的口吻，或以激烈的言辞，纷纷指责清华忽视民族文化的教育。一位学生在《清华周刊》上这样写道：“吁！吾清华学校非中国之学校乎！我等清华学生，非中国之国民乎！吾校造就我等，非为中国用乎？何于本国国文，轻视忽略，与日俱进，无时而已也。”梁启超在一次对清华毕业生演讲时说得很中肯：“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他总要有他自己的精神。假如要丢掉本国民族的性格，换取外国的精神，结果只是把本国性格的好处丧失尽了，外国精神的好处还是得不着。”

总之，正是因为在清华的发展历程中，不论是内部的明哲之士，还是外部的有识之士，都深刻认识到，如果清华只是沿着一味“美国化”、排斥中国文化的道路走下去，无论是对于清华的“学术独立”，还是融汇中西文化之长为我所用，都是贻害无穷的。因此，清华的主事者才会萌生了建立一个专门研究国学的机构的念头。

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在大学内设立专门研究国学的研究机构的计划，清华并非首创，而是肇始于北京大学。蔡元培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概要·序》记其事，其中这样说：

我们从前本来有一种专研国学的机关，就是书院。……清季，输入欧洲新教育制度，竞设学校，全国的书院，几乎没有不改为学校的；于是教授的机关增加，而研究的机关就没有了。清季的教育制度，于大学堂以上，设通儒院，可以算是一种研究学术的机关。但这是法国法兰西学院、英国皇家学院的成例，专备少数宿学极深者研究之，不是多数学者能加入的。外国大学，每一科学，必有一研究所；研究所里面，有实验的仪器，参考的图书，陈列的标本，指导的范围，联系的课程，发行的杂志。他的陈列法有两种：一种是把研究所设在陈列所里面，如植物学研究所，设在植物园中或植物标本室；人类学研究所设在人类学博物馆等；有一种，于大学研究所中特设陈列室，如美学及美术科学研究所中设美术史陈列所，古物学研究所中设古物陈列所等。这种陈列所，不但供教员与学生的参考，而且每一星期中必有几日开放，备校外人员的参观。民国元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令，改通儒院为大学院，又规定大学得设研究所。近十年来，国立北京大学屡有设立各系研究所的计划，为经费所限，不能实行。民国十年，由评议会决定，类聚各科，设四种研究所，一，国学门；二，外国文学门；三，自然科学门；四，社会科学门。因国学门较为重要，特先设立。^[22]

陈平原在《老北大的故事》中也曾提及，“1922年2月，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第一次会议上，沈兼士、胡适等人强调，研究所之所以立‘国学门’而不是具体的科系，目的是‘打破学系观念’，‘不以学科为范围’”。^[23]

1925年，在胡适的建议下，清华在成立大学部的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研究院国学门，也就是被后世所称颂的国学研究院。所以当时的清华学校是由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国学研究院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互不隶属。国学研究院是一所独立的研究机构，招收大学毕业及同等学力的学生，其目标是培养各级学校的国学教师以及“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以及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国学研究院开办4年，于1929年停办。虽然这在当时并非主流，仅被视作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但在今天看来，却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整篇乐章中的一曲华彩篇章和不朽音符，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其恒久的意义。

前面提到过，清华学校进行改组之际，正是中国各种学术思潮激荡彭湃之时，当时的清华屡被指责忽视中国文化和国情知识的研究。梁启超就曾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北京大学又率先成立了研究所国学门，这也为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提供了契机。胡适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就提倡“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本国固有文化”，胡适在1917年9月21日刚到北大就任的新学年开学典礼上就作过《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讲，阐述了发展国家文化与培养高等教育优秀人才的重要关系，建议将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与西方现代大学的管理观念相结合来改造与经营中国的大学，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之后，心系母校的他曾多次向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建言，“中国办大学，国学是主要的”，“办研究院首先应办好国学门”，希望清华也在校内设立专门的国学研究机构。

曹云祥显然接受了胡适的建议，否则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腾实飞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与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成为19世纪20年代关涉国学最大的两件事情。

办好研究院，需要学贯中西的一流学者来院任教，清华人深知这一点，曹云祥首先想到的便是26岁就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适，他邀胡适来院主持院务并提请胡适为导师，但胡坚持只做顾问不做院长，他谦虚地向曹建言：“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三人中，除章太炎外，王国维和梁启超二人之后果然执教于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并在短短几年内培育了文史研究界的一代英才。不仅如此，胡适还帮助清华国学研究院设计了组织结构与发展方向，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绘制了一幅堪称完美的蓝图，他建议曹云祥校长要根据中国学界的优秀传统，采用宋、元时代的书院制，兼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导师制和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这无疑为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和依傍模式。胡适到北大就任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说胡适是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人，曹云祥显然对此也是深信不疑的，否则他也不会对胡适的改革张本与设计图样深以为然，胡适的这些建议在后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中也一一实现。

清华国学院对西化教育弊病的审思及改进设想的提出有颇多细节与曲折，无锡国学专修馆主事先贤的心路历程也约略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