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等创办的新亚书院虽然在时间上稍微晚一些，但其怀抱的文化使命却是一脉相承的。

钱穆出生于1895年，该年正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年，钱穆的成长阶段是全国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期，钱穆所处时代最大的问题便是中西文化的论争。因此，“中西文化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一大问题进入钱穆的视野是自然而然的事。在这一问题成为钱穆的思考焦点之后，可谓念兹在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渐趋成熟。这一硕果，终于在新亚书院创立时瓜熟蒂落。

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共两党发生内战，内地出现不少流离失所的有志青年，为他们的失学而生出不忍之情，是钱穆创办新亚书院的直接动机。但是，身处当时的混乱局面中，钱穆无法、无力在内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只能辗转到达香港，与一群满腔热忱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手空空无一物”的环境下，创办了新亚书院。其招生的对象主要是在内地失学来港的青年。在甄定新亚书院的办学使命时，钱穆便是站在中西文化关系处理的立场上来思考的。

钱穆曾把清末至1950年约六十年间的文化教育改革归结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张之洞“中体西用”改革时期、新文化运动改革时期、国民党改革时期。他认为，这三阶段都有的共同点就是，盲目学习西方的富国强兵之术，一致否定中国文化本身。放弃自我的盲目学习注定是不能成功的。对此，我们应该切实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因此，钱穆总结道，此六十年可以说是一部教育失败史，更重要的是一部大学教育失败史。在此全盘西化的大环境中，我们必须要坚持中国本体文化的教育理念，不能随意照搬外来的教育制度。纵观历史中的教育，最好的莫过于书院教育，其保存的私人讲学，培养通才的先例值得我们传承与学习。在对宏观的教育改革反思的基础上，他又把立论的视角向微观转移，延伸到学校。他说，回顾教育改革下的学校，无不都有两大弊病，即“实利主义”和“模仿主义”。钱穆针对此两大弊端提出了两大口号，即“文化教育”和“人才教育”，主张学校应传授学生传统文化，陶冶学生情操，纠正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教育弊端，为国家培养出真正爱护国家及能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才。(www.daowen.com)

除了从反面立论，钱穆还从正面阐述自己的理想教育主张。他认为，中国若想存在，必须培养立国精神，而培养立国精神最重要的莫过于办教育。可是，要办好教育，必须要融通古今，融合彼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结合中国国情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特别需要提醒大众注意的是，我们应正确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哪怕是要学习西方文化，也首先要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认识与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

总之，在钱穆的头脑中，“要挽救中国，其基本的力量，并不在外面物质的援助，与世界共同的呼号，更重要的在中国民族本身自有的历史文化的基本意识与基本观念之复苏”^[8]，并将西方文化精华融入其中。而要实现这一点，只能依靠像新亚书院这样的大学来承担，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没有把教育看得比中国更重，中国任何一派学术思想，莫不以教育哲学为其最高的核心”^[9]。

总之，无论是清华国学院倡导的“昌明文化”，还是无锡国学专修馆主张的“正人心，救民命”，新亚书院张扬的“文化救国”，它们共同所指向的使命是通过办学与育才，将中西文化融于一炉，对中国的国运发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如果从教育救国的视角观之，这三者似乎是随顺了当时的主流思潮，但细思之，则不然。他们以中西文化融于一炉为途径来实现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是异常深刻的，也是非常独特的。正是他们有着这样深刻而独特的使命关怀，才会不约而同地提出中西教育精华融合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