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创办人唐文治自幼时起就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儒家文化对其熏染可谓沦肌浃髓。其任职高等实业学堂校长期间，试图培养“中国之奇才异能”，不仅使其精通实业技术，更是以仁义道德教化学生。然而，唐文治认为，其教育宗旨没有完全实现，至少在道德教育上是失败了。在唐文治给其留美长子唐庆诒的信中提到：“近时毕业学子，是今而菲古，骛外而遗内，尊西而忘中。于本国之历史、掌故、风尚、教化、茫然一无所知。诩诩然号于众曰：我外国法也。庸讵知其不宜于中土。”^[3]尤其是迅速崛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使得西学涌动，人心浮薄，学生们动不动就套用西方文化来反驳中国固有的师道尊严、礼仪风范等。“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大破大立的革命精神，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出现断层，使得一些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教育家忧心忡忡。面对这种“新道德茫无所知，旧道德扫地殆尽”的危险局面，唐文治无法不对中华文化的存灭续断生发忧心，这些正是其后来创办国学专修馆的思想基础。唐文治一贯主张国学教育远不仅是熟读古文、精通古诗文，国学教育应该担负起重建道德、引领社会风气、保存和发扬国粹、延续民族之根等历史使命。这一点，从以下两条史料不难看出：

第一，唐文治在创办无锡国专时，曾亲自撰写这样的校歌：“五百载，名世生，道统继续在遗经。乾坤开阔，学说何纷纭。惟我中国，教化最文明，上自黄帝迄孔孟，先知先觉觉斯民。大道行，三代英，我辈责任讵敢轻。勉哉！勉哉！俭以养德，静以养心，建功立业，博古通今。为生民之命，为万世开太平。”^[4]

第二，在《唐文治年谱》中提到，唐文治曾如此表述自己创办无锡国专的使命意识：“略谓吾国情势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唯一主旨。务望诸生勉为圣贤豪杰。其次，亦当为乡党自好之士，预贮地方自治之才，惟冀有如罗忠节、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出于其间，他日救吾国救吾民，是区区平日之愿也。”^[5]

从以上两则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无锡国专创立之初的使命指向是，培养一批如罗忠节、曾文正、胡文忠一般的杰出人才，并由他们“正人心，救民命”，以求“救吾国”“为万世开太平”。其出发点和立足点是“文化救国”“教育救国”，这是其儒家修身齐家治天下的传统价值观与近代满腔爱国情怀交织的结果。(www.daowen.com)

初办国专时，唐文治制定了《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十条，分别是躬行、孝弟、辨义、经学、理学、文学、政治学、主静、维持人道、挽救世风。强调“吾馆为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所以特别看重的是“检束身心，砥砺品行”，注重敦品砺节，强调学行合一，是无锡国专的重要办学宗旨，并且始终贯彻于国专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随着教育制度和学校向现代体制的转变发展，无锡国学专修馆希望藉此融入现代学校制度的潮流。从1927年开始，无锡国专进入转制发展时期（1927—1937年），其按照现代学校体制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建设，使得无锡国专融入了西方教育体制的一些元素。即使是改制后，唐文治仍然对学生要求“学行合一”，他曾召集学生训话：“言之非艰，行之惟艰。望吾学者，速留意焉。否则，穷则言行不足以为师表，达则经术适足以误苍生。故余望吾学子，学先敦品，在校敬师长，爱同学，为敦品之学生；在家孝父母，敬兄弟，为敦品之弟子。”^[6]这种对品德节行的要求，要体现在“说”和“做”、“学”和“行”的统一。为什么唐文治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要反反复复的强调敦品砺节、学行合一呢？其根源在于，他认为德行是学子未来经世致用、挽救国运的根基。对此，他曾对学子如此谆谆教诲：“学问必本之性情，然后可谓真学问；经纶必根之德行，然后可谓大经纶。”^[7]在此以德行为根基，才能成就经纶天地之功业的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到无锡国专在强调学生德行修养中潜在的拯救国运的使命关怀与担当。

随着战事的吃紧，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唐文治在此时又提出了“明耻教战，振兴中国”的办学宗旨。

总之，无论是在无锡国专发展的哪一个时期，无论是其直接提出“正人心，救民命”的主张，还是间接地通过敦品砺行的教诲来张扬“经纶世界”的使命关怀，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无锡国专是把以育人拯救国运作为自己的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