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是以清华国学院、无锡国学专修馆、新亚书院为研究对象，着力探讨中西教育融合这一理论问题。因此，笔者的研究成果是建立在对清华国学院、无锡国学专修馆、新亚书院等的研究成果及既往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有关中西教育关系的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下面，我们就对既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述。

（一）教育史方面的研究

对于清华国学院的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目前搜索到的成果主要有：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写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的第一编“清华学校”中的第三章“改办大学和设立研究院”的第二节“研究院（国学门）”。它们详细介绍了研究院国学门的设立经过、教学与学术研究形态以及研究院国学门的结束。台湾学者苏云峰所著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中的第十章“清华国学研究院”，阐述了研究院设立的背景、经过和特色，历届学生的情况，课程及学术研究，研究院最后停办等问题。孙敦恒所著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其中汇集了相关档案资料和文献，对清华国学院1925年创建至1929年6月停办的始末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博士朱洪斌在《从“美国化”到“本土化”：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缘起》中，重点阐述了清华国学院创办的缘起问题。此外，朱洪斌所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及治学精神》一文中讨论了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同时期的国学研究机构相比，所表现出的与众不同的鲜明特性，即既有援引西学，重建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面，又有继承儒家教育理想与治学路径，结合西方知识工具，致力于阐发传统学术之特质的一面。瞭望新闻周刊于2005年10月24日第43期发表的《清华国学院：被追忆的“神话”》中，整理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清华大学作的演讲《解读被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从多个角度回答了清华国学院为什么会受到后人的关注，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为什么要创办国学院、清华的学术“明星”路线、令人怀念的师生关系。

关于无锡国学专修馆的教育史方面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概述：

第一，校史研究。

陆振岳于2000年4月在《苏州大学学报》发表文章《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述略》，大体介绍了无锡国专的创办发展简史、办学宗旨与学校体制、校风及学风等诸多特点。

刘桂秋所著的《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可谓无锡国专史研究的一座高峰，又可谓作者对中国教育界、文化界的倾情奉献。是一部史料宏富、较为完整的无锡国专史。

吴湉南于2011年12月发表文章《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创建和早期的曲折发展》，此文重点描写了无锡国学专修馆早期如何创立以及怎样两度艰辛后达到“鼎盛时期”。

第二，国学教育史研究。

周泉根于2012年7月在期刊《文艺争鸣》上发表文章《民国高等教育中的国学教育——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例》。该文认为，民族危机的大背景，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严重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规律，也刺激了传统学术研究的反弹，不少国学研究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作者重点梳理了无锡国专的办学特点，并对其定义为“总体而言乃是继各类高等学堂模式的一所近现代性质的私立学校”。

吴湉南于2006年发表博士论文《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着重叙述了无锡国专的创建及发展史，并重点突出了作为国学教育机构，无锡国专如何在艰苦的时代背景下保持运作，并为中国现代国学的传承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高等教育史研究。

周守红于2009年在期刊《科学社会主义》第3期上发表文章《中国传统书院的办学理念及其对现代大学的启示》。该文对中国传统书院中大师治校的办学理念、人格培养的办学目标、自由思辨的教学方法、务实求真的治学精神进行了论述，阐明了其对现代大学办学的借鉴意义，指出现代大学在成功移植西方教育制度的同时，应继承中国传统书院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大学之道”。其中，无锡国专即是一个例证。

于书娟于2010年2月在《常州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文章《无锡国专成功转型之原因探析》，一开始文中就提到“在20世纪的中国教育史上，无锡国专因其独特的办学而被尊为传统书院向现代大学制度成功转型的典范”，并对其成功转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闻曙明、高雨于2010年7月在《煤炭高等教育》上发表文章《唐文治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兼论无锡国专教育管理模式》。该文中提到在唐文治先生主持无锡国专办学的30年时间里，把中国传统书院和西方大学办学制度进行了有机结合，把无锡国专办成了传统书院向现代大学转型的典范，形成了无锡国专独特的教育管理模式。

冀运鲁于2011年在《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第12期上发表文章《高校通识教育教学改革与课程设置探究——以民国时期的无锡国专为例》。该文认为，无锡国专在学生培养、课程设置上都贯穿着通识教育的思想。

陈平原于2009在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一书。书中提到“晚清书院改制对中国教育影响深远。书院历史可以上溯到唐开元六年（718年），其间因适环境也历经变化与调整，但自晚清面对西方冲击，特别是在政府与知识分子公共强力的推动下，书院在短短的数十年间瓦解，留下许多遗憾和有待总结的经验”。民国以后，书院已屈指可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书院更是荡然无存，要追怀书院只能从晚清入手，梳理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实践与经验。在此前提下，陈平原从重新寻找思想资源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康有为、梁启超、唐文治等人对书院制的设想与具体实践，利用详细的史料，勾勒出书院在面临传统变化时所遇到的困境与出路，并由此思考书院所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有哪些。

关于新亚书院的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如下方面：

王颖在《论书院精神的现代传承——兼谈新亚书院的办学启示》中主要论述的是我国现代的大学主要是移植于西方，断裂的传统与现代大学精神的缺失有关。应该重读书院，寻找大学精神之源。而新亚书院，是书院精神现代传承的一个典范。这一点，可以从以下方面得到阐释：其一，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与文化，认真反省中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奠定了新亚书院办学思想的基础。其二，继承中国传统书院精神，厘定教育内核，把人文主义教育确定为新亚书院的办学宗旨。其三，立足时代，应时而变，化解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教育中的一系列矛盾。

金小方在《论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及其实践》中主要论述了新亚书院的教育特色以及对当今的启示。该文认为，从为学方面看，新亚书院提倡通识教育。从做人方面看，新亚教育的最高目标在于成就学生的道德人格，新亚教育的最大特征在于为学与做人并重。

陆玉芹在《钱穆论高等教育——以新亚书院为中心的考察》中，主要提出四点：一是优良校风之真实内容全寄托在优良的学风上；二是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三是学术本无界，智识贵能会通；四是“先有伟大的学业，才能有伟大的事业”。

杨永明在《钱穆论新亚教育》中表达的主要观点有：一是新亚书院的教育宗旨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二是在为学与做人时，钱穆手订的《新亚学规》开首两条便是“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的最高旨趣在做人”。三是论理想人物的培养，钱穆先生在执掌新亚书院期间，不仅强调学校的教育文化理想，也希望每一位同学都是充满理想与抱负的，并把理想与知识、技能、品格一起称为一个青年在学校应知的四件重要法宝。

杨永明、李玉芳在《唐君毅论新亚教育》一文中主要介绍了新亚书院的办学缘起与旨趣，还介绍了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与内容，即以人格中心补课程中心之弊，强调通识教育，求学与做人的辩证统一，以道为基础的同事与师生关系。(www.daowen.com)

（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

对于清华国学院，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有如下研究成果：

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召集人、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的陈平原所著的《中国大学十讲》中，“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这一章，论述了传统书院较由西方引入的新式学堂的优势，并提及将传统书院与西方新式大学相结合的设想并举出具体实例，清华国学研究院即是一个例证。

对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有如下研究成果：

党玉敏于1998年3月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文章《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代宗师——纪念冯振心先生诞生100周年》。该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一直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务长兼代理校长的冯振心先生的学术造诣、教育理念以及对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做出的重大贡献。

叶瑞昕于2002年3月在《安徽大学学报》发表文章《国学在新文化运动前的一场自救运动——论20世纪初的保存国粹思潮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价值》。这篇文章着重描写了在新文化运动前，国学内部的有识人士发动过一场以“保存国粹”为号召的自救运动，提倡在学习西方的前提下不能丢了自己的立国精神；进行国学自我更新的尝试：以西方学理为烛，照亮国学之精义；力抗全盘西化的社会潮流，以存国学之特性。这一运动可以视为建立无锡国学专修馆的时代背景。

金其桢、俞燕鸣于2004年10月在《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对无锡经学发展的历史考察——兼论无锡的历史文化根基》一文。文章表明历代以来，无锡的经学教育颇为兴盛，始于秦朝分析历代经学的发展条件，而且论述了无锡经学教育是如何累积起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并提出了在近代中国，无锡一度成为中国经学国学传播研究中心之一，对中国经学国学的继承、保存和延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创办了蜚声海内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享有盛誉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全国培养了大批经学国学人才，同时还涌现出了唐文治、钱基博、钱穆等一批杰出的在全国具有很高地位和很大影响的经学国学大师。

姜义华于2007年7月在《学术月刊》发表的《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上）》及同年8月份在《学术月刊》发表的《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下）》两篇文章，涉及了“国学”一词的来源，以及当时无锡国专发展的时代背景。

对于新亚书院，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有如下研究成果：

严红在《现代大学教育与中国文化传统——〈新亚遗铎〉述要》一文主要分析了新亚书院发展历史中重要历史文献《新亚遗铎》的主要内容、意义及时代特征，认为该著作全面展现了钱穆对现代大学使命和模式的思考、实践及总结，深入研究此书对于理解钱穆对中国文化传承的理念、价值与贡献有重要帮助。文章主要分为三部分，分别为理想与境界的引导一以贯之，提倡为学、做人并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之精要。

（三）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只关涉新亚书院。戴晴在其硕士毕业论文《钱穆与新亚书院研究——兼论国学精神在香港的传承》中主要叙述新亚书院自1949年创办至1964年的大致发展历程，重点分析和整理钱穆在新亚期间的一些演讲辑录，并结合钱穆在其诸多著述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思想和教育理念，力图以此勾勒出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国学精神在我国香港的艰辛成长历程，希冀此文可以对钱穆的国学思想有一个全面的宣扬和全新的解读。此篇文章分别论述了新亚书院的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三个阶段，以及对应这三阶段分别论述了钱穆的教育思想。本文具体介绍了初创时期钱穆对新亚精神的阐述，发展时期钱穆的“诚明”释义、新亚理想和儒学思想概述，以及成熟时期钱穆的“中和”论、“礼乐人生”观、人文理念浅析这三方面。

颜志荣的硕士毕业论文《钱宾四新亚时期“中国人”教育思想研究》中主要介绍了钱穆高度重视对中国历史文化与传统教育的研究，并能对中西文化与中西教育进行比较，对其各自特点加以对照分析，揭示出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精神为道德精神，且认为这一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全文以新亚时期教育为背景，重点论述了新亚教育时期钱穆的“中国人”教育思想。

俞启定在《钱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述要》中写道，在钱穆的自我评价中，最为看重的还是他毕生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他的人文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新亚书院办学目的的论述上：上溯宋明书院私人讲学培养通才之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的教育宗旨，融为学与做人为一体，复兴中国文化，沟通中西文化，提倡新学术，培养新人才，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四）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

许悦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和谐发展之路》（载《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中，论述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内涵，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和谐发展。徐小军在《国际化视野下的高等教育本土化发展》（载《高等农业教育》2005年第12期）中，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入手，分析了国际化过程中高等教育本土化的不同选择，并对调和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本土化关系提出见解，认为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社会本土的意识形态、民族特色相结合是促进本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理性选择。中南大学蒋小源的硕士论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影响源探析——以2006年CSSCI高等教育类期刊参考文献为依据》，山东师范大学傅笑然的硕士论文《“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概念的解读与审理》，山东大学王言法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嬗变》，华东师范大学张雪蓉的博士论文《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1915—1927）——国立东南大学办个案》，华东师范大学荀渊的博士论文《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对1901—1936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考察》，均是以中国高等教育为中心探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处理问题。

除了以国际化与本土化、现代与传统的视角透视高等教育的道路选择问题外，还有从中西关系视角对高等教育的道路选择问题进行透视。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是当今国际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也是国际上最负盛名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之一。由许美德著、中国学者许洁英译的《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一书中就批评中国高等教育是对西方高等教育模式的移植，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杨东平在《大学精神》（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指出，中国大学精神的发育和大学制度的形成，有着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的情境和路径，不能一味地模仿与移植。由金耀基所著的《大学之理念》一书，作者对大学的理念、性格及发展做了精微论述，并涉及人文与科学的文化观的论争、大学的世界精神、通识教育，以及在世纪之交大学理念与角色的转换、现代性、全球化与华人教育等问题。杨兆宇在《人力资源》2004年第11期上发表的《文化是海教育是舟竞帆彼岸中西何异关愚谦博士细说中西教育差异》一文，从中西方文化背景，从师资的差异、教学方法、人才培养等方面介绍了中西方文化教育的差异，并指出二者也有其共通点，应该并且能够很好地融合。《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所载的《高等教育中的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以我国近代教会大学为例》一文，探讨了高等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以近代教会大学为例，指出在其学校文化中渗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纵览既往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说，其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对传统高等教育要素在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的漠视。在有关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中，由于被现代化的思维定式所支配，对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要素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变革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关注。如郑登云编著的《中国高等教育史》、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吴式颖和阎国华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近代卷）》等研究成果，都把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看作是借鉴西方的结果，其与传统高等教育要素的关联被“过滤”掉了。

第二，对民国时期中西高等教育融合的历史经验关注甚少。在中国近现代的高等教育史研究中，少数研究者虽然有幸避免了被现代化视角所支配，关注到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中传统教育要素与西方教育要素的互动、融合，但是，他们基本上集中在关注民国以前的历史经验，对于民国以后的历史经验没有关注。李国钧、霍益萍等对书院改造并向现代高等教育过渡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点。

第三，民国时期各个大学中中西高等教育融合的历史经验被“遮蔽”。虽然有极少数学者注意到了民国时期中西高等教育融合的历史经验并对之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只是从宏观的文化、制度的视角对之进行透视，没有深入到一个个成功的大学个案之中，对其中西高等教育融合的经验进行细致、全面的描述、分析。如许美德、荀渊的研究都认识到：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是一个中国的传统高等教育要素与西方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要素“互为因果的进程”。但是，他们这样的论断，不是建立在详实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而是从教育文化、教育制度建构的视角进行的大跨度观照。这样的观照，虽然不乏洞见，但是，中西高等教育融合在微观层面的经验却依然处在晦暗不明的状态。

第四，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中西教育融合思维的缺失。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国际化、全球化、本土化是主流的声音。将中国的传统教育要素与西方的教育要素结合，是只有极少数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如涂又光、杨叔子、甘阳等，都有这样的取向。不过，他们的关注点都存在一部分缺失，那就是——只是关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上的中西融合，对于教育本质的基本理解、教育目标设定、教学方式选择、管理制度建构、校园文化建设等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问题并都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

因此，这就使得以清华国学院、无锡国学专修馆、新亚书院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中西教育精华的融合这一理论问题，变得非常必要，也具有很开阔的探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