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职员工（即广义的教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师生之间的教与学的角度来看，教职员工起的是引导性作用；从师生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角度来看，教职员工起的是主导性的作用；从师生之间服务与被服务关系的角度来看，教职员工起的是保障性的作用。

教职员工是一个学校教育思想和教育目标的直接实践者。学校的重要任务就是“教育、训练和培养全面发展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而教职员工则承担着培养人和教育人的重要职责。教职员工是知识的传授者、是道德的身体力行者。他们既是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向导，又是学生学会为人处世的人生导师。因此可以说，教职员工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引导性的作用。

在校园文化建设实践中，如果离开了教职员工的主导性作用，大学生自主性的文化活动就容易偏离方向，或者会停留在比较低级的层次上。一般来说，大学生自主性的文化活动往往是从自发逐步走向自觉的，在这个过程中教职员工的教育和引导会减少学生的盲目性。大学生思想活跃，思维敏捷，对各种新生事物都充满着好奇心。但是，他们人生阅历有限，社会经验不丰富，思想观念还处在不成熟的状态，缺乏坚强的意志力和自我控制力，往往经不起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对很多事物缺乏深刻的思考和科学的判断。这就导致他们对很多问题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在大学生心理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从众性和模仿性还比较强，容易对一些不良行为产生盲从。因此，为了确保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教职员工需要主动地对大学生的文化活动进行引导和规范，促进他们追求积极向上的文化价值，以不断提高校园文化的质量和水平。

教职员工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导向作用。正确的导向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校园文化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以实施科学文化素质教育为基础，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目的。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实践中，教职员工发挥主导性作用就是要在方向性、原则性问题上把好关、引好路，确保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教职员工自己作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之一，应该自觉地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不断地用先进的理论思想武装自己，自觉地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教学科研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建设良好的校风、教风。教职员工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在校园文化建设体系中，学风反映的是学生的学习态度，而教风反映的是教职员工的教学态度和职业道德，学风受教风影响。教职员工的任务是培养学生，教风对学生的各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者的主体结构中，教师是核心。另一方面，教师作为大学校园里的一个重要主体，其自身的文化建设也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高校工会举办的一系列活动都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升教职员工的生活品位，塑造优良的教风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书拟从高校校级党政领导、教师、党政管理干部、公共服务体系工作人员以及后勤服务人员等多方面，阐述教职员工的主体作用。

（一）高校校级党政领导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大学校长在大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而在我国现行的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下，校长应是包括学校党政领导，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校长个人。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在其《大学和美国未来》一书中认为：“大学要在面临现代社会的多种挑战之中取得成功和进步，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大学校长能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在美国，一项对32所不同类型和结构的大学，历时5年的“大学领导研究”调查表明“教师把学校的进步归功于校长的领导”。美国学者麦克劳弗林（Judith B.Mclaughlin）和瑞斯曼（David Riesman）在他们对大学校长遴选的研究中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有相当多的大学校长确实改变了他们所领导的学校的方向。”因此，大学校长是广大师生员工的“火车头”，被誉为大学的形象大使和代言人，一些著名大学之所以有独特的、经久不衰的校园文化，无不得益于其校长的办学理念、学识修养与人格魅力，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吴玉章之于人民大学，埃利奥特之于哈佛大学等。

在学校内部，校级党政领导拥有最高职权和责任，不仅要在所管辖的范围内行使领导职责，还要为师生员工服务，要为其领导的学校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其具体职责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要把握和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力争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二是建设好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三是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保证学校正常运转；四是要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作为学校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从客观上要求校级党政领导切实承担起应有的领导职责。

由于校级党政领导在学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无论是在高校精神文化建设方面，还是在高校制度文化建设方面，亦或高校物质文化建设方面，大学校级党政领导都起着独一无二的关键作用。我们可以从校园文化建设的构成推论党政领导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现代校园文化是具有三层结构的同心圆：外层器物层文化是高校的物质文化，以校园物质设施为载体；介层制度层是高校的制度文化，以反映校园的机构和文字为载体；内层精神层是高校的精神文化，以学校理念为载体。

高校精神文化规范着发挥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社会功能时的各种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这就是所谓高校精神。高校精神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核心，包括坚定的发展目标、强烈的创新欲望、合理的激励原则、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正确的社会主义理念。高校物质、制度、精神三大要素组成了校园文化体系，与各高校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各高校之间互不相同、各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具体形态。一旦大学选择形成了富有个性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形成了带有强烈的价值选择的精神文化，就会以文化传统的方式对大学发生长久的影响，显示出大学文化特有的历史穿透力。正是由于校园文化的渗透力，当人们置身于斯坦福大学优美、古朴、典雅的校园并感受到著名学府文化冲击的震撼时，自然理解了斯坦福先生为何在建校之初对斯坦福大学的选址及校园建筑的设计风格如此精心；当我们谈论北京大学时为何总要想到蔡元培先生，说起清华大学时眼前总要浮现梅贻琦先生身影，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和梅先生的“大师论”，以其特有的文化底蕴至今都在影响着这两所大学的思维和行为。优秀的大学校长，都会以选择和形成了富有个性的大学文化而传世。(www.daowen.com)

（二）高校校级党政领导在高校物质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

高校校园物质文化是学校内物质范围的文化层，它涵盖了教学、科研、生活、环境、设施等方面的物质构件，同时赋予它文化内涵，是校园文化的物质基础。这些物质的文化蕴涵在于，这些物质都是由人创造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对象化的物化，任何人造物上都蕴含着人们的某些思想、情感等精神内容。校园内的建筑、花木、园林、亭子、雕塑等都是物化了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一个作品，还体现了一个学校的历史、精神、思想沉淀及时代风采，体现了学校的传统、校风、学校的使命和追求等。因此，当我们进入某一所高校时会感到那所高校的物质文化的氛围，而这种物质文化的氛围一般是党政领导形成统一意见后营造的。

蔡元培认为，作为大学的管理者应该懂得，求学的自然环境对于求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提出，学生求学于山明水秀之处所，自必兴趣丛生，收事半功倍之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讲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1世纪之初就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先生则明确提出“大师、大楼、大气”的办学思路。他指出，大师固然重要，办学条件也是办好一所大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在现代化的大学里，没有大楼，恐怕既留不住大师，也难以吸引大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些一流的大学，除了层出不穷的大师外，还在于它们有着独特的校园环境，清华的西洋风格校景，北大的古典建筑风格，都营造出一种特有的高等学府的精神文化氛围。人民大学经过21世纪以来的建设，校园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建的世纪体育馆、多媒体教学楼，呈现出一流大学的气派，一个“绿化、美化、数字化、人文化、节能化”的校园初具规模，校园环境润物无声，熏陶出人大学子充满人文气息的精神风貌。

（三）高校校级党政领导在高校制度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

高等学校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任何组织必须要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来维护它自身的利益，学校也是如此。为了学校的发展，必须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科学可行的规章制度，来保证学校的教学、科研、生活及其他方面的正常运转。校园制度主要是应社会、国家政府的支配和学校内部运转的需要，在长期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校园人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群体意识、生活习惯等。校园制度文化的实质是反映学校调控的程度、监控的原则、管理的张力。大学党政领导在大学制度的制定、修改和实施的过程中起到主导的作用。如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锐意改革，按照教授治校的原则革新了学校的领导体制。蔡元培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由有关教授分别领导，统一管理，他要求做到“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这种体制以校长为核心，以评议会为立法机关，以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为行政机构，以教授为各机构成员或领导力量，既充分发挥了教授在学校立法、行政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在机构设置上，一方面立法和行政分离，另一方面机构精简。当时数千人规模的一所北京大学，全校只有校长一人，没有副校长。校长办公室也只设秘书一人，处理日常往来函件。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三足鼎立，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形成了民主高效的管理体制。“教授治校”并非蔡元培首创，它源于西方大学的管理实践，反映了现代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客观规律，是大学确立学术本位价值的前提条件。蔡元培的功绩主要在于，不仅把“教授治校”这一现代大学理念引进中国，而且从当时中国大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率先在北大建立了教授治校最初样式，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元培是我国现代大学教授治校的开创者，对校园文化建设起到开风气之先的推动作用。

（四）高校校级党政领导在高校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

大学不仅仅是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大学之所以被称为大学，关键在于它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大学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共性，其核心与灵魂体现于大学的精神。

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核心，是一所大学独有的、在长期发展中积淀而成的、为数代师生员工所认同并不断对后来者产生重要影响的价值观念、信仰追求、校风学风、道德情操等思想和心理环境，作用于教学、科研、管理、校园生活的各个环节。它也是一种大学文化区别于另外一种大学文化的关键所在，包括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纵观中外著名大学，无一不与其一校之长的办学思想和名字密切相连。如蔡元培先生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与北京大学；张伯苓先生倡导“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与南开大学等。

1931年，梅贻琦先生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上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即“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一方面充分尊重原教师队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又多方延揽大师。一时有识之士纷纷云集清华大学。张伯苓先生于1934年正式提出了南开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张伯苓先生办学理念的凝练，治校传统的升华，显示了南开人独特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纪宝成先生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后，集思广益，明确提出了建设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奋斗目标，走出了一条“特色强校、内涵提高、质量第一”的科学发展道路，对学校的精神、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理念等进行了总结梳理，把学校的办学理念概括为“人民、人本、人文”，确立了“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人才培养目标，人大精神则凝练为“立学为民、治学报国”。这些理念的提出深入人心，是学校党政领导推动高校精神文化建设，发挥校园文化建设领袖作用的体现。

由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对校级党政领导班子这个重要主体领导力的客观需求，所以学校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一般来说，校级领导不仅需要具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也需要有过硬的管理能力和作风方面的素质。唯其如此，才能领导校园文化建设事业走向健康、积极、向上的轨道，从而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栋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