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2006年9月5日下午参观阳关。其地在甘肃省酒泉市所属的敦煌市外，“阳关道”为古代北方丝绸之路中的一段。因地处玉门关之南，以南为阳，昔有关隘而得名。现在的阳关，只有烽火台雄立于沙漠之上，令人联想到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诗句的意境。2004年在沙漠中新修了阳关博物馆，在有人居住的绿洲之外约1千米处。据说，阳关一带，汉代曾有“富甲天下”之誉。该博物馆展出了古代阳关的模型、北方丝绸之道的兴衰和不少出土文物，揭示了古代阳关的繁华。在进展览馆处，还建了张骞骑马的雕塑，展览馆中也讲了他两次出使西域的功绩。北方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三段：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西段，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三段均从长安出发，到武威、张掖汇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除西段是唐代开辟的外，中、东两段都是汉代开辟的。由此我对南北丝绸之路做个比较。

南、北丝绸之路的共同点是历史悠久，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

南方丝绸之路原称“蜀身毒道”，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至，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集解》‘邛县之竹，属蜀。’瓒曰：‘邛，山名。此竹节高实中，可作杖。’蜀布，蜀地之布。邛竹杖，邛地之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今阿富汗）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蜀身毒道”，据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战国至汉初的部落社会》载：“其可以确定中印早期交通的实物资料，则有战国时期楚墓出土的琉璃珠，长沙发掘报告载料珠二件，即琉璃耳珰，应是由身毒国输入。有人认为，此琉璃非自外来。但此物称为碧琉璃（或急读为料），即梵语beryl（宝石）的译音，亦即因最先自身毒国传入。……其时代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前，也就是在这时已有中国西南通往印度的交通线了。……这条交通线以滇池为枢纽，北通邛都、筰都至蜀，以抵于秦，东通夜郎、牂牁至巴，以连于楚，西通昆明、嶲唐，经掸人地，以至于身毒；又至蜀，经僰道、滇池而南，从句町、进桑入交趾之通道亦甚早。”^[1]

北方丝绸之路，最初人们对这条通道并无固定称谓，直至1877年德国李希霍芬所著《中国》一书才把这条道路称之为“丝绸之路”。一些人认为公元前1070年左右埃及丝绸残骸的碎片已经被发现，但这种间接的贸易往来不能等同于公元前1世纪繁荣的北方丝绸之路，也并没有持续下来。在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存在了相当规模的对外经济交流。《史记·赵世家》记载了苏厉与赵惠文王的一段对话：“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非王有已。”文中“昆山之玉”即昆仑山下出产的软玉，而胡犬则是产自中亚、西亚的一种狗。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并不是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资，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国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随着公元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带动了中国对西方的商贸交流。而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称中国为“赛利斯”（Seres，源自希腊语言“丝”，从汉语“丝”的音转化的“Ser”）。由希腊语和拉丁语演化出来的赛尔、赛里、赛里克、赛里亚、赛里斯、赛里可斯，以及后来英语的锡尔克（silk）、俄语的旭尔克，都是丝绸之意，同样是来源于中国“丝”字的谐音。“丝绸之路”的名称，在这条7000多千米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于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东亚文明强盛的象征。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曾一度成为各国元首及贵族富有荣耀的象征。而胡萝卜、胡椒、胡豆（蚕豆）、黄瓜（汉时称胡瓜）、核桃（又称胡桃）、波菜（又称为波斯菜）、葡萄、石榴等的传入丰富了中国人的食谱。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运入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等。

应当指出的是：南方丝路比北方丝路存在时间更长，从古到今一直存在，遗留物品更多。北方丝绸之路，从宋代以后随着经济、文化重心向南方转移，特别是在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推动下，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后，北方丝路即转衰。如今阳关一带，地处茫茫沙漠，得了高丘上有一座烽火台的残垣断壁，就别无他物可观。正如段文杰《阳关碑廊题记》所说：“沧海桑田，（北方）丝绸之路成遗迹，阳关戍楼无处觅，唯烽火高楼相望，犹有当年雄姿。”而南方丝绸之路则古往今来，从未断绝。如方国瑜在《修建霁虹桥概说》中所说：“澜沧江上铁桥，瑜曾行经者有三，而以霁虹桥最著称，盖自古以来，通往印度、缅甸者，以此为孔道也。……在公元前4世纪所谓‘蜀身毒道’当在此渡澜沧江。有明文记载者，《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曰：‘孝武时通博南山，渡澜仓水、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此为公元前2世纪时事。《华阳国志》又曰：‘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兰仓，为他人。渡兰仓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按哀牢地东西四千里，南北三千六百里，分布甚广，有七十七王，西汉时设县，至东汉初年开设永昌郡。澜沧江天险，然不能阻止江以西各部族与内地之往还，而同属于中国文化体系，发展社会历史，自远古以来如此也。汉以后，取永昌道西通天竺南至海上者，不绝于途，为祖国西南边境通往外国之门户。”^[2]南方丝路至今有盐津豆沙关“五尺道”，有永平博南古道、兰津渡口，有古代交通县上崛起的昭通、昆明、大理、腾冲等古城，有昭通、会泽、保山等地出土的汉代“五铢钱”，碑记，还有地方大量文献记载。这就为重振南方丝绸之路，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南亚、东盟等各国人民的交往、合作和友谊，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www.daowen.com)

更为重要的是，南方丝绸之路在对我国与周边国家交往上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992年10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如开的第一次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会议上，出席会议的中国云南代表提出了“以交通合作为基础，全面开展次区域合作的建议”，即“一、二、一方案”：建设一条昆明通往东南亚的铁路（昆明到泰国清迈，当时简称昆清铁路，是后来泛亚铁路的雏形）、两条通往东南亚的高等级公路（昆洛公路和昆畹公路）、一个机场（即昆明机场改造为现代化国际大机场）。因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很快达成了共识。次区域合作会议达成的合作优选项目，都在顺利推进。1994年通过亚行引进2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用于了楚雄至大理一级公路的建设。1995年引进亚行2.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用到了昆明至曼谷公路中元江至磨黑段高速公路的建设上。通过次区域合作，推动了澜沧江—湄公河的通航，促进了电力、旅游、边贸、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禁毒等多方面的合作，并加强了我国与东盟各国的友谊和合作。如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reater Mekong Subregion，GMS），在我国政府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下，为云南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它的推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强；在有组织、有领导、有规划的持续努力下，通过多种因素包括GMS的综合作用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促进，以及GMS峰会、多种大型国际会议、地区和国际交易会议的推动，在泛亚铁路等国际大通道和经济走廊和与之相伴而生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聚集效应下，将出现一批以绿化美化的生态园林城为特色，以和谐宜人的人居环境为标志，以城市居民具有较好的文明素质、道德素质和一定的英语素质为形象特征，现代化的一批城市群体将在云岭大地，特别是滇中地区涌现。由于云南具有多种气候带，相对于东南亚、南亚以单一热带气候为主具有比较优势，随着GMS等多种因素的推动，将出现“三江并流”世界遗产保护区、迪庆香格里拉、丽江古城、大理古城、洱源温泉城等一批风光明媚、环境幽雅、令人流连忘返的“夏都”。在与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国际大通道相衔接的地方，如西双版纳州景洪、勐腊、勐海，德宏州芒市、瑞丽，保山市腾冲、龙陵，红河州个开蒙城市群和河口，普洱市的孟连、思茅港等地，将出现一批生态环境优美、进出口贸易和出口加工各具特色、社会和谐、生机勃勃的现代化新型边城。

【注释】

[1]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8页。

[2]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8～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