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对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视日益加强，我国学者对此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国内诸多专家学者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展开了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保护意义的研究、保护原则的研究、保护手段的研究等多个方面，统称为综合性研究。

1.保护意义的研究

历史文化资源作为人类文化传统和精神成就的载体，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可以鉴史，可以育人，可以兴业，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文教育中，其现实意义比较大[1]。首先，从经济意义的角度论述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陈理（2007）认为历史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能够直接产生经济价值，也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张紫霄（2016）认为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的开发，是历史财富的价值再现，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次，从历史文化资源的社会意义来看，徐仁立（2010）在研究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指出：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有助于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外，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对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进世界各国人民感情，传承人类精神文化遗产等具有重要作用。张瑾、仝瑞中（2016）认为各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结合，将传统与时代精神联系起来，有利于培育民族精神，维护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后，从历史文化资源的人文教育意义来看，林春（2013）提出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德育的意义，将开展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德育资源研究，有利于彰显学校德育的意义，促进教育根本任务——“立德树人”的实现，不仅可以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同时有利于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宋颖（2014）指出工业建筑遗产作为时代的产物，首先其使用材料和建筑设计风格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具有相当的工业美学和艺术价值；其次工业遗产见证了工业城市的发展和辉煌，反映了城市的工业文脉及特色，对于提高城市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工业遗产也属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本身也具有很强的文化教育价值。

2.保护原则的研究

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保护要遵循科学、合理的保护原则，文伟（2005）提出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应遵从“原真性”原则、“修旧如旧”原则、“长期系统整治”原则、“‘保护原状’与‘有机更新’”相结合原则[2]。原真性是最基本的原则，强调的是“原”与“真”。“修旧如旧”原则是指维持“历史沧桑感”，最大限度地保持以前的面貌。“长期系统整治”原则是指保护整治的修缮，恢复不是一时之事，随着环境的变化，会产生新的问题与矛盾，整治应该长久系统地规划。“保护原状”与“有机更新”原则强调在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历史遗迹，必须从整体上规划，有机更新，滚动建设。刘建平、李双清（2009）结合乡规民约的特点，认为保护原则除了原真性保护之外，还有整体性保护、可持续性保护和多学科性保护原则[3]。整体性保护强调历史文化资源自身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可持续性保护是指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不仅仅看重眼前，也注重未来的发展，不只是修缮珍贵的文化资源，而且可将这些文化资源一直传承下去。多学科性是指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涉及历史学、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需要结合不同学科的学科理念和方法丰富保护的理论基础。乌丙安（2010）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较为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他要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中，要遵循“全面了解、全面记录的全面性原则，真实性记录的真实性原则，建立名录体系的代表性原则”[4]。

3.保护手段的研究(www.daowen.com)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手段可分为传统保护手段和高新技术保护手段。其中传统保护手段涵盖了申遗保护、法律保护、博物馆保护等，高新技术保护手段主要是指数字化保护技术和新媒体保护技术。

第一，传统保护手段。首先，博物馆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实物的重要方式，是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重要手段。王坤（2008）在研究博物馆对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中提到，博物馆作为文物和文化遗产的载体，不仅有保存、研究、传播、展览城市的历史文化的功能，而且能实现对世人进行传统教育、历史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意义。其次，申请国家级文化遗产或者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传播当地的历史文化，而且能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教育等多方面价值。张敏、徐玉婷（2011）认为雅安因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可通过申遗契机把当地红色文化宣扬出去，走向世界，同时提高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的知名度，增强人们的保护意识[5]，从而使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再次，采用法律保护形式，法律保护是指政府通过法律政策、法规的制定，使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韩海莲（2013）在保护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建议中提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要制定单行条例，进行特别保护，同时提高民众的参与保护意识，加大相关知识宣传力度，让他们有能力自主选择正确的保护行为，从而真正落实法律法规的实施。同时，面对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缺失的局面，姚建涛（2013）也提出坚持以法律保护为主的建议，主张运用法律保护手段对红色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保护和进一步的传承。

第二，高新技术保护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技术、新媒体技术等高新技术逐渐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手段也迎来了重大的变革。涂超（2006）从GIS技术切入，认为可以利用GIS对历史文化资源及其配套设施进行查询、检索和显示，采用GIS的分析功能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进行监控和规划，并通过预测模型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提供决策支持。GIS技术可用于文化资源的保护、城市发展规划制定、旅游资源开发、景观设计等领域。赵东（2014）认为运用数字化技术保护历史文化资源是时代的召唤，是既能提升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水平又能几乎不破损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途径，基于现实的需要和科技的发展，以及国外经验的借鉴，这种保护手段已然成为更灵活生动、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杨红（2014）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的核心问题，提出建立了非遗项目分类编码体系，构建非遗数字化保护及数据库建设标准体系，首次提出非遗项目类属的“双层四分法”，基本解决了现有分类与数据管理需求之间的主要矛盾[6]。杜翼（2016）利用AR技术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进行研究，认为在重构长江文明的过程中，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使人们从感官中真切地体会到历史文化中的自然元素和人文元素。

在新媒体技术方面，姜文君（2015）从传播学角度探讨新媒体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带来的改变，从新媒体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存储、数字化展示、新媒体传播等方面入手，探讨了我国目前历史文化资源与新媒体结合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结合比例偏低”“传播形式大于内容”这两方面；并针对历史文化资源与新媒体结合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的三个原则和七个策略[7]。李伟明（2015）从新媒体环境下城市发展的四重维度来论述，分别从历史文化维度、价值认同维度、和谐统一维度，市场导向维度来探讨历史文化资源如何与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新媒体结合，促进城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