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熊猫受到世人珍爱，是人类最为宝贵的自然遗产之一。人工圈养繁育大熊猫后代可以补充野外种群数量以保障遗传多样性，是恢复和重建野外大熊猫种群的重要手段。

1980年，中国政府与世界自然基金会达成协议，在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研究中心于1983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开展大熊猫饲养繁育研究和人工圈养繁殖科学研究。后又建立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并在国内多个动物园广泛开展大熊猫饲养繁育研究。开始，圈养大熊猫繁育少、幼崽成活率低，圈养大熊猫的数量，主要依靠从野外捕捉病饿个体来维系。

大熊猫繁育率如此低，主要受其自身生理特性制约。雌性大熊猫一年只发情一次，而且最佳受精时间非常短，很难用常规手段配种。加之，多数大熊猫有消化道方面的疾病，有很大概率导致其丧失生育能力。而且传统圈养大熊猫受孕采取多雄配多雌，这样容易导致近亲繁殖，无法实施种群管理。这三种因素的叠加成为大熊猫种群复壮的最大难题。为此，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一直坚持开展大熊猫繁育生物学、保护遗传学及应用项目研究。

当初，所有的工作都是开创性的，面临诸多困难。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早期资金投入少，技术人员更少。而大熊猫的繁育研究必须积累足够的样本，要求技术人员的研究从每天采集大熊猫的尿液开始。当时，基地恰恰缺乏采集检测大熊猫尿液的技术人员，不得不派出研究人员远赴国外学习并掌握相关技术。随着时光的推移，三大难题逐一破解。

破解大熊猫繁育密码的第一关，是要提高大熊猫的受孕成功率。为捕捉大熊猫最佳受精时机，每年雌性大熊猫发情的时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住在大熊猫圈舍周围，观察大熊猫的一举一动。经过一次次失败，历时多年的大熊猫繁殖生物学与保护遗传学研究初步攻克了圈养大熊猫繁殖、健康与种群遗传管理三方面的关键技术难关。这一项目，先后获得多项发明专利。在长期对大熊猫遗传标记的筛选及测定方法标准化的研究中，工作人员建立并不断完善了大熊猫的亲子鉴定档案，全部录入大熊猫国际谱系。对圈养大熊猫种群实施科学遗传管理，为建立大熊猫遗传基因库和种群数据库等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支撑。

为避免近亲繁殖，大熊猫的谱系是否清晰十分关键。国家林业局制订了专门的优化繁育配对方案，凡是有害大熊猫种群健康的配对，坚决不纳入繁殖计划，确保种群维持高水平的遗传多样性，成为一个健康有活力的种群。(www.daowen.com)

圈养繁育大熊猫的最终目的是恢复重建野生大熊猫种群，增加种群数量。而大熊猫放归自然是否成功，首先要看它能否在野外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其次，看它能否找到适合的配偶，生儿育女，延续后代，实现种群延续。

我国圈养繁育大熊猫正式放归始于2006年。圈养亚成体大熊猫祥祥在经过放归野外野化培训后，被放归山林，但最终它因与其他大熊猫打斗受伤死于密林中。在其被放归山林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几次在同野外大熊猫的打斗中受伤。这说明圈养的舒适环境减弱了其打斗的能力，使其遗忘了与强敌相遇需避让的本性。

在进行大熊猫圈养繁育放归的过程中，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不断探索改进放归前的野化培训模式并精选放归对象。如草草，它本身是野生的，它生的淘淘、华娇从小就与圈养大熊猫的后代不一样。这是大熊猫被放归野外后，第一时间就能适应野外生活的关键。父母或父母中的一方为野外种群的后代比圈养大熊猫的后代要更壮实，野外适应性更好、野外生存能力更强。张想的母亲张卡就是从野外捕救的“灾民”。如今，我国的大熊猫野化放归工作已逐步走向成熟、规范化。

四川省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认真践行生态文明理念，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2016年5月22日，据新华社报道，截至当时，全国共建有自然保护区2740个，总面积达147万平方公里，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4.8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部分珍稀濒危物种种群逐渐恢复，其中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达到1800只，受威胁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报告，将大熊猫从濒危野生物种调至易危野生物种。

今天，大熊猫的绝处逢生，是生态文明建设奏响的一曲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