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

《伦敦新闻画报》第62卷，第1751号，
1873年3月22日，264页

孔庙内刻着诗句的石鼓

两星期之前，我们在对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描述（附有本报特派画家所作的北京文庙和贡院中考生单间的两张插图）中曾经提到铭刻着中国经典文本的汉白玉碑林。本报特派画家也专门为此提供了一张插图。

中国的经典共包括十三本书，它们又细分为几个部分，其中的“四书”和“五经”这九部书构成了全中国所有关于宗教、政府、伦理和哲学等思想的基础。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在口语和写作方式上发生的变化，人们发现在这些经典的手抄本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同，有些句子的意义因此变得不太确定。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危险，即某些篡权者、侵略者和暴君会试图篡改他们已触犯的法律。早在公元前221年，这样的事就曾经发生过。当时的秦始皇命令将所有的书付之一炬。所以，有人认为如果把这些作品铭刻在石头上，就会更加安全一些，于是便有了铭刻着十三经全文的碑林。它们需要在约两百块汉白玉碑上双面都刻满字，石碑的每一面都可以刻42页纸的字数，而每张页面及其字体的大小跟通常刻本的页面和字体相同。所有石碑都保存在国子监的藏经堂三面围墙之内，以避免风化。图中所表现的那个大厅里置放的是刻着《孟子》一书的汉白玉碑，其作者卒于公元前317年。藏经堂位于整个院落的中央位置。皇帝的职责之一就是每年到这儿来巡访一次，并向清朝高官们宣讲这些经典的意蕴。整个国子监构成了孔庙的一部分，而孔庙在东面另有一个大的院落。

铭刻着十三经文本的汉白玉碑林

另一幅插图中那些又圆又黑的石鼓上的铭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记载。它们被铭刻的年代约在公元前800年，几乎跟摩押碑（Moabite Stone）属于同一个时期。它们的形状虽然跟那个著名的古代遗物不尽相同，然而它们之间差异并不大，而且两者具有共同的黑颜色。摩押碑上的字体是铭刻在一个平面上的，而在中国的这些石鼓上，字却是刻在圆面上的。摩押碑逐年记录了一位国王所取得的赫赫战功，而中国的石鼓上却刻着一首描述皇帝出猎盛况的颂诗。总共有十个石鼓被放置在寺庙内一个大门外面的显著地位，其中有五个摆在大门的左边，而另外五个放在大门的右边。在插图所表现的那五个石鼓当中，有一个曾用作喂牲口的盆子，因此上面被凿掉了一部分石头。一般认为它们属于周文王的时代，这是唐代人所首先提出的。诗中出猎的那位皇帝是周宣王。古时候的人们十分珍视这些石鼓，当宫廷迁移时，人们将这些石鼓从一国的首都带到了另一国的首都，并且为它们制作了大小一样的复制品。这样，一旦石鼓出事，人们至少还能保留它们的形状和字体——因为石鼓上铭刻的字体跟现在仍在使用的字体大相径庭。(www.daowen.com)

一个正在分发《京报》的传信官是另一张速写中的人物。《京报》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三亿六千万人口中几乎所有的报纸。据本报记者说，目前在上海已经有了两家中文报纸，其中一家已经存在了好几年，但发行量一直不大。另一家是最近才由欧洲人指导开办的，然而它却在中国人当中扎下了根，很受欢迎。香港也有一家中文报纸，在北京最近还创办了一家中文杂志，主要是跟那儿的传教士们有关。它的宗旨就是要让北京人了解与他们完全隔绝的外部世界。《京报》只是在宫廷内外供人传阅的小报，其内容只包括政府的告示和法令。它的形式像是一个有20至24张书页的线装小册子，用7×4英寸大小的暗黄色纸作为封面，每天都在宫内刊印和出版。本报画家在靠近皇宫的一条街上正好遇见分发《京报》的官差。他把盛着《京报》的褡裢放在左肩上，徒步将它们逐一送到订户的家中。由于缺乏一家有效率的报社，使得中国人甚至对于在自己国家发生的事也一无所知。中国南方的“叛乱”已经持续好多年了，但在北京没有人知道有关“叛乱”的任何消息。然而这儿有许多人会阅读和书写，所以中国有朝一日将会成为报纸的一个巨大市场。

分发《京报》的传信官

北京街头的木偶剧

中国的“潘趣和朱迪”^[1]滑稽木偶戏表演跟在伦敦大街上可以看到的那种大相径庭。它的舞台并非放在地上的一个木头框架，而是全靠艺人的身体来支撑的。从舞台上垂下来的那块布几乎完全遮住了艺人的躯体，只露出了两条小腿。艺人的一只脚通过一个踏板和一根线在不停地敲击一个铜锣，发挥着乐队的功能。木偶戏中的角色说话时用的是戏剧舞台上所特有的那种腔调。他们手里拿着刀枪，你来我往，杀得难分难解，经常会有些戏剧性的动作，手舞足蹈地从舞台的一边走到另一边，然后亮相。有一场戏中，一位旦角手里抱着个婴儿上场，响亮地亲吻了它一下（观众可以清晰地听见这声响），接着她又把婴儿递给一位小生，也许是婴儿的父亲，后也俯身亲吻了它一下。观看的人群中发出一阵喝彩声。后来这一个动作又重复了两三次。表演场地上放着一些小条凳，供孩子们站在上面看表演，而孩子们也确实非常喜欢这种木偶戏表演。

[1] “潘趣和朱迪”（Punch and Judy）是英国传统滑稽木偶戏中的两位主人公。——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