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 5, 1861

《伦敦新闻画报》第38卷，第1068号，
1861年1月5日，12－13、20－21页

去年10月24日，额尔金伯爵进京签署英中和约——根据本报特派画家从安定门上所画的速写绘制

被英法联军夺取的北京城门——安定门（根据本报特派画家的速写绘制）

北京的街景：一大群天朝子民在围观“蛮夷”

本报记者对英法联军所占领的北京城门做了以下的报道，我们为此提供了插图：

用“门”这个词来描述上面这个结构复杂的建筑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当你走近高达40英尺的厚实城墙（之后你将会发现城楼顶部竟厚达45英尺），并穿过护城河（过去可能有水，但现在已经干涸）上的一座石桥时，你就会来到一个堪称“半圆形棱堡”的瓮城建筑前，因为它有一个棱角分明的正方形城楼，里面分为好几层楼，外面的墙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四排枪眼，每一排都分别有12个枪眼。再往上就是一个宝塔上所特有的那种大屋檐的楼顶，我们对屋顶上那些像柳枝般排列整齐的琉璃瓦已经十分熟悉。从左边沿着半圆形的外城墙走，你就会来到一个顶部呈圆拱形的城门，这就是安定门外城楼的第一道城门。穿过这道门，来到瓮城内部之后，你就会看到城墙上的另一个圆拱门，正对着前面所提到的外城楼，这就是安定门内城楼的第二道城门。这个门上面的城楼跟刚才描述过的外城楼形状十分相似，它的作用更多是装饰性的，而非实用性的。因为城楼的墙上没有枪眼，而且在从楼顶离地面约一半高度的地方有一排阳台。我沿着一个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的木制楼梯登上那个阳台之后，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了北京的全貌，因为外国人是被严禁进入这最后一道城门的。

上述记者接着写道：

从安定门城楼上望北京，正对着你的是一条南北朝向的宽阔大街，另外还有些类似的街道呈直角与其交叉。在城楼前的一个十字街口密密麻麻地站着一大群惊讶不已的北京居民，张口咋舌，瞪大眼睛注视着站在城门前的欧洲士兵，那神情就像是特洛伊人看着希腊人留下的木马被拖进了坚不可摧的特洛伊城墙之内。要把这些惊讶而好奇的人挡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对那些站岗的哨兵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总的来说中国人对欧洲人心存疑惧，但还是有几个敢于冒险的小贩随身携带着鸡鸭、水果和蜜饯走上前来，向站岗的哨兵兜揽生意。城门前还竖着两块牌子，上面贴着布告，宣称英法联军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正义的。有几位《京报》的记者手拿纸笔，正在抄写布告的内容（上述情景已被本报特派中国的画家在插图中记录了下来）。放眼望去，这条主要街道上近处的商店似乎门面较小，显得不是太重要，其他的房子也是同样如此。从城墙上望下去，我惊异地发现周围几乎看不到高大的建筑，甚至连宝塔都没有。我原来还以为城里到处都是宝塔呢。有人告诉我，我们现在所在的北京内城旗人居住地区在这方面比城南汉人居住的地区要逊色许多。住在那儿的居民恐怕早就会敞开家门来欢迎我们，如果英军驻扎在那个地区的话，他们还会主动向我们提供给养。我现在所站的地方还不够高，所以我看不到将内城与外城隔开的城墙。但是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北面的城墙和部分东、西面的城墙。每一边的城墙都大约有4英里长，而且每一边都有类似我所站上的那种城楼。

从北京的军营里发来了一些有趣而重要的信件。信中还附了《每日新闻》（Daily News）记者所写报道的选段，其中有部分内容跟本期的插图有关，该图表现额尔金勋爵于10月24日进京的隆重仪式，其目的是为了签署英中和约。

对所有关注在中国所发生事件的英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无疑是于9月18日落入中国人之手的那些不幸战俘的命运，因此任何与此有关的进一步细节报道都将会受到读者们的欢迎。

你们都会记住，所有曾经被关押在北京城里的战俘都于10月8日被转交到了英军的营地。这些战俘包括罗亨利（H.B.Loch）先生、巴夏礼（H.S.Parkes）先生、五位法国人和一位锡克族骑兵。在这些战俘中没有人死亡，而且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并不像其他战俘所经受的那么不人道。除了炮兵军需司令助理副官布拉巴宗上尉和法军中文翻译德吕克教士之外，所有的战俘现在都已经查到了下落。以下便是对于他们的境遇和命运的报道。

除了被关押在北京的那些人以及上述还没有找到下落的两个人之外，其他的战俘都是先被押解到北京，然后又被转到皇帝的夏宫^[1]圆明园，住在临时搭起来的帐篷里，欧洲人与本地人住在不同的帐篷里。至此，他们仍然被容许保留他们的马，也没有受到任何虐待。他们在被俘的同时就已经被解除了武装。他们当时并没显得非常担心，恰恰相反，他们都以为自己在那儿不会待得很久，很快就能归队。然而在到达圆明园之后不久，他们被一个个地押出了帐篷，揿倒在地上，双手反捆在背后，双脚也被缚在一起，然后被扔到了马车上，趁着夜色押往北京西北部的山区。根据生还的战俘估计，他们在那天晚上经过的路程约有40英里。要把随后的事情讲清楚，我们最好把那些战俘分成共同关押在一起的几个小组，以及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分别来叙述这几组战俘的命运。第一组战俘包括德诺曼先生、费恩骑兵团副官安德森中尉以及六名印度骑兵。他们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里。从生还者的描述来判断，可怜的安德森似乎是在被捕的第九天首先丧命的。值得庆幸的是，他在临死前四天就已经不省人事了。两天以后，一名传令骑兵也死了。过了六天，德诺曼先生也命丧黄泉。其余四名印度骑兵活了下来，并于10月12日被送到了英军的营地，他们肯定是受尽了罪，部分原因是给他们吃的食品很少，但主要则是因为他们的手腕被缚得太紧了，结果造成血液循环的中断，最终导致坏死，几名死者均是这个原因。

第二组战俘是三位法国人和五名传令骑兵。他们中间的两位法国人和一名传令骑兵先后被折磨而死，余下的也于10月12日被送到了英军的营地。跟他们一起送来的还有六具棺材，它们分别用来装殓前两组战俘中死亡的德诺曼、安德森、两位法国人以及两名印度骑兵的尸体。

第三组战俘包括《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皇家龙骑兵菲利普斯下士、一位法国人和四名传令骑兵。这组中只有两名印度骑兵活了下来。据他们所说，鲍尔比先生死得最早，而那位龙骑兵是最后死的。他们所讲述有关那位龙骑兵的故事感人至深。那位龙骑兵身强力壮，性格开朗，而且会说一点印地语，可以跟他们进行交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丧失信心，甚至临死之前还在鼓励同伴们，告诉他们要保持勇气，因为援兵很快就会到达。对于这位品格高尚的士兵，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虽然他的军衔只是个下士，然而他却具有一个英雄的灵魂。英格兰为拥有这样的儿子而感到骄傲。10月16日，这位英雄士兵的尸体跟鲍尔比先生、那位法国人和两名印度骑兵的尸体一起被送到了英军的营地。

最后一组战俘包括三位法国人和四名印度骑兵。对于他们的遭遇，我们只知道在10月17日那天，他们的七具棺材由中国苦力们抬到了英军的司令部。这给上述战俘的悲惨命运打上了一个句号。到18日为止，落入敌军手中的全部战俘人数总共为六名英国绅士、一名龙骑兵、十三名法国人和十九名印度骑兵。在这些人当中，有一名英国军官和一名法国教士仍然下落不明。有两位英国绅士，罗亨利先生和巴夏礼先生，六名法国人和十一名印度骑兵得以生还，而余下的三位绅士、一位龙骑兵、六名法国人和八名印度骑兵是躺在棺材里被抬回英军营地的。至于布拉巴宗上尉和德吕克教士的命运，至今没有得到任何线索。从别人的证词来看，当9月20日英法联军直逼北京城下时，这两个人曾被清军押送回来，向联军首脑传递有关释放所有战俘条件的某个信息。但他们根本就没有遇见联军，如果仍然期望他们还活着，对他们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残酷的。因为他们要经过的乡间到处都是僧格林沁手下的清军，他们很可能是落入了某些游兵散勇的手中，并被当场杀死。中国当局已经交还了所有其他死亡或活着的战俘，并且表示对这两个人的下落一无所知。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在撒谎。(www.daowen.com)

所有被送回来的尸体都已经腐烂，他们的脸已经无法辨认，除了身上所穿的衣服。那些衣服显然无论在生前，还是在死后，都不曾脱下来过。安德森中尉、菲利普斯下士、德诺曼先生和鲍尔比先生的葬礼于10月17日举行。俄国驻北京公使伊格那替叶福将军仁慈地允许让这些尸体埋葬在俄国人公墓中，这是位于北京的北城墙之外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陵园的四周都有石墙围绕，院落内种满了冷杉和柳树。这些尸体分别被装在四辆炮车上，由一队英军龙骑兵和费恩的骑兵护送。从英法联军的每一个团中抽出一名军官和二十名士兵，组成了送葬的队伍。额尔金勋爵和克兰忒爵士走在送葬队列的前面。许多英、法军官，包括法军总司令，都参加了葬礼。我们以隆重的仪式埋葬了他们。天气非常寒冷和阴沉，呼啸的北风从白雪皑皑的燕山上席卷而来。这跟葬礼的气氛十分相符，因为这些不幸的人在凄惨中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几乎很难想象如果在一个温暖而充满阳光的日子里，当整个大自然都充满了微笑，四周一片祥和宁静时，我们将他们入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可怜的家伙！他们将长眠于此，就像是躺在各自教区的教堂墓地里，然而当他们的朋友们想到他们孤零零地躺在一个那么偏远的地方，心里又会增加一丝悲怆。

战俘的情况已经基本明了，对他们的虐待是从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开始的，因此英法联军决心要一把火烧掉圆明园，以这种可以触摸得到的方式来对中国的背信弃义和残暴表示报复和憎恶。所以，在17日那天，英法联军在北京发布和张贴了一个通告，向北京人民解释他们要采取报复行为的动机。第二天，米歇尔将军手下的那个师便向圆明园进发。那天早上，圆明园湖边的景色非常优美。那个湖的周长约有5英里。它的北岸是一片树林，在树丛中不时可以看到一座造型优雅的宝塔，或是风格奇特的寺庙。在这些树丛的上面，高耸着一幢庄严雄伟的楼阁，它的基座是用花岗岩筑成的，但上半部分却是用立柱支撑的木结构建筑。它高耸入云，几英里之外都显得非常醒目。在湖的另一边是一座典雅的石拱桥，连接湖中的一个小岛，岛上的树荫丛中有一座雕梁画栋的凉亭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在湖的西北面有一群小山丘，那上面寺庙林立。远处是峰峦起伏的群山，有的山上还堆积着白雪，它们作为一种雄奇的背景，更加衬托出夏宫的妩媚。英法联军分散成一个个小组，纷纷前往圆明园的各个角落，去执行这项特别的任务。到了下午2点，园内风景突变。从圆明园的每个部分和每个方向都冒出了滚滚的浓烟。风助火势，不一会儿就从浓烟中蹿出了明亮的火苗，园内的宫殿、寺庙和亭台楼阁都陷入火海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那个建在高处，俯瞰全园的高大楼阁。它耸立在高高的花岗石台阶之上，四周被熊熊的烈焰所包围，看上去就像是某个处于火海之中的巨型祭坛——对我们被害的同胞来说，正好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火葬柴堆。整个夜晚，浓烟和火焰都直冲云霄，遮蔽了天空和星星。直至今日，报复行动仍在继续。圆明园内的建筑众多，而且散布在很大的范围内，因此要把它们全都点火烧掉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今天晚上，英法联军将要返回军营。人们希望从昨天晌午便开始笼罩北京上空的巨大浓烟柱将会以明白无误的语言警告中国当局，拒绝满足我们的要求将会是多么危险和愚蠢。圆明园被烧毁对清王朝来说肯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打破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以一种粗暴的方式驱散了人们心目中总是环绕在皇帝头上的那个光环。人们还目睹了与日月同辉的天子最喜爱的夏宫被洗劫和焚烧，而皇帝本人则逃往了远处的深山，无力保护它，甚至不能做出任何努力来改变它的命运。火烧圆明园所造成的损失是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的。金银财宝与无法用金钱买到的中国艺术极品都是世代的积累。有关清王朝最珍贵的秘史、神圣的祖宗牌位等全都毁于一旦，再也不能得到弥补。园内只剩下了遍地狼藉，坚实而无法摧毁的巨石、汉白玉拱顶和门洞以及过于沉重，无法搬走的青铜制品。它们将留下来告诉未来的人们这儿曾经有过一个美轮美奂的宫殿，它们也永久记载了英法联军对外国人所施加的报复。

10月24日，中英双方互换了《天津条约》的签署认可，并且在北京城内签订了一个和约。额尔金勋爵以十分隆重的方式进入了北京城。随行的队伍在下午2点时离开了城外的大喇嘛寺。勋爵按照中国高官的出行方式，坐在轿子里，后面跟随的是骑在马上的英军指挥官、英军参谋部成员以及英国特使团的秘书和随员们，还有来自英军各个部队和部门的一些军官。仪仗队是由400名英国和土著步兵、100名手持管乐器和旌旗的骑兵所组成。进入安定门之后，这个队伍沿着一条宽阔的街道朝着城市的南部走去，在穿越了整个城市之后，来到了位于皇宫和把内外城隔开的前门之间，看上去并不怎么起眼的礼部大堂。《泰晤士报》记者这样描述从安定门前往礼部大堂的队伍行列：“24日的上午，额尔金勋爵与克兰忒爵士在北京英军各团的600名士兵和100名军官的护送下进入了安定门。英军总司令跟他的司令部和参谋部成员骑马走在额尔金勋爵的前面，后者坐在一顶由16个中国人抬的轿子里。轿夫们穿着由额尔金勋爵规定的衣服。由罗伯特·内皮尔爵士指挥的第二步兵师的士兵排列在街道的两旁，在额尔金勋爵经过之后，他们隔着一段距离跟随在后面，同时占领了沿街两旁的所有战略要地，以防中方的伏击。有相当多的人聚集在街道两旁。他们非常守秩序，对于瞥上一眼‘大蛮夷’显示出了极大的好奇心，在额尔金勋爵的轿子经过时都想窥视一下坐在轿子里的他。在到达礼部大堂门口时，这个队伍停了下来，一支由100名士兵组成的卫队走进了大门，在里面的院子里列队站好。然后，额尔金勋爵的轿子被抬了进去，克兰忒爵士骑着马跟在后面，所有其他的军官都是步行进入礼部大堂的。当英国特使从轿子里出来时，卫队的士兵们都举起了武器，以示致敬，乐队奏起了《上帝保佑女王》。”

和约的签订仪式是在一个面朝院子的大堂里举行的。用木制斗拱支撑，并且饰有精美图画的屋顶跟周围低矮和积满灰尘的墙壁显得极不相称。人们确实做了一些努力，对这个大堂进行了一些装饰。在大堂的一端，正对着大门，有一个用红布盖着的，略比地面高一点的讲台。在大堂中央，靠近后墙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以供文书们放置文件用。在这张桌子的左右两旁还放着另外两张桌子，一张是给代表咸丰皇帝的恭亲王的，另一张就是给英国特使的。大堂的两边还放着两排桌子，一排是给清廷高官的，另一排则是给英军高级军官们的。在额尔金的左面还专门给英军司令摆了一张桌子。所有的桌子上盖有红布，桌布上还装饰有一些刺绣的图案。还有几个俗丽的灯笼以中国的方式从屋顶挂下来。英国特使在进门时受到了恭亲王的欢迎，后者按照预定的礼节向他表示问候，额尔金勋爵也鞠躬回礼，脱下了无边三角帽，随后又戴上了，并且在整个签订和约的过程中都戴着它，这是入乡随俗，按照中国人的礼节。接着大人物们纷纷入席，上茶，茶杯就放在桌上。恭亲王相貌堂堂，年纪看上去在25到30岁之间。他的神色非常忧郁，偶尔还会皱一下眉头，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是太好。他穿着深蓝色并有白鼬毛饰边的长袍，下摆垂到了他的膝盖之下，在长袍的胸前、背后和肩膀上用金色和彩色的丝线刺绣出面目狰狞的所谓“蛟龙”图案。他身旁围着一大群官员，其中有些人身上并不是太干净，穿着跟他有点类似，只是肩膀上没有刺绣图案，而且是用鸟类和动物的图案取代了蛟龙的图案。所有的人都穿着黑色的缎靴，有的人脖子上还挂着琥珀、珊瑚或木雕的念珠。他们的圆毡帽顶上都有标志身份的顶戴，最高一等的是据说是红珊瑚石，最低一等的只是一个黄铜制的顶球。签订仪式的开始是双方查验对方是否具有“全权”，双方都感到满意之后，就各自拿出和约的中文和英文文本，并以极其隆重的方式在上面签字和盖章，在场的所有人都显然对此过程感到满意，只有一位运气不好的随员被封蜡烫伤了手指。这个项目完成之后，作为一个插曲，那个技艺高明、性情开朗的贝阿托先生给英国特使拍了一张正在和约上签字的照片。接着双方拿出并交换了已经被两国政府所批准的《天津条约》。盖上了英王玉玺的英方条约，在拿来交换存放在一个银饰带系住的银匣子里，然后又用一块黄色绸缎仔细包裹的中方条约文本时，实在显得有点寒酸。互换条约文本一事结束以后，又拍了一张照片。天色已暗，而且很冷，是该走的时候了。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必要，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预先完成了。所以轿子又抬到了礼部大堂门口，英国特使和恭亲王相互道别，乐队又奏起了《上帝保佑女王》，卫队致持枪礼，英方的队伍行列又重新排列起来，沿着来时的路，穿过城市，朝着兵营的方向走去。英国炮兵在北城墙上鸣炮二十一响，于是第三次，希望也是最后一次，中国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额尔金坐轿子进入北京

法军攻占圆明园之后所传来的最初消息是法军士兵在园内进行了抢劫。然而，法军将领的说法却与此截然不同。在写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德蒙道班将军这样写道：

首次访问圆明园时，我很想让我们的英国盟军也在场，因为我认为那儿一定有很多的财宝。在走过了几个装得极为华丽的房间之后，我便在每个地方都布置了哨兵，并且选派了两位炮兵军官，让他们负责不让任何人进入圆明园，直至克兰忒将军到来之前，所有的东西都必须保持在原位。法特尔旅长立即派人去请克兰忒将军。

英军军官们到来之后，我们商量了该如何处置这些财宝，双方各自指派了三名军官来挑选那些价值连城的古董，以便能够平均地进行分配。要想把所有的财宝全部搬走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运输工具十分有限。

经过进一步的搜索，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大约价值五十万法郎的金银元宝。上述指派的军官们也把它们平均分成了两份，这样我们的士兵平均每人可以分到八十法郎。法军中战利品的分配是由一个委员会来决定的，而委员会的成员由各支部队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所组成，并由雅敏将军主持。以法军名义所组成的这个委员会宣称将把从圆明园得到的所有罕见宝物赠送给法国皇帝、皇后和皇太子作为礼物。

法军官兵一致同意对国家元首的捐赠，后者可以将此视为士兵们对于被派遣到这个最遥远国家进行远征而表示的感激。

就在两军进行平均分配时，我以法国皇帝的名义恳请额尔金勋爵先为英国女王挑选礼物。

额尔金勋爵挑选了一个中国皇帝的权杖，这是由一块用黄金装饰的无价绿玉制成的。另一根完全相同的权杖被找到之后，额尔金决定应该把它留给法国皇帝。就这样，从双方挑选的第一件物品起就做到了完全公平。

我无法用语言向您描述，马里夏尔先生，圆明园内众多建筑的金碧辉煌，那儿有一连串的宝塔，每个宝塔之内都有用黄金、白银和青铜制成的巨大菩萨。一个由青铜制成的佛像高达约70英尺。花园、湖泊，还有汉白玉建筑内长达数世纪收集的古董，屋顶上的彩色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此外还要加上景色如画的自然风光。所有这一切都远远不足以将我们的亲眼所见传达给阁下。

在圆明园内的每一座宝塔不仅有几个这样的物品，而且是装有无数物品的储藏室。谨向您提及一个事实：这儿到处是质量最精美的丝绸，我们将赠送给皇帝陛下的所有礼物都用丝绸包裹起来了。

[1] 圆明园和颐和园都曾被外国称为“夏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