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

《伦敦新闻画报》第34卷，第970号，
1859年4月23日， 404－405页

在中国旅行——中途歇息

（我们接着上一期本报特派画家兼记者从中国发回的报道，让他继续讲述自己在中国旅行的经历。）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云雀的啼鸣声中起了床，闻到了空气中一丝淡淡的香味，就像是牛奶的那种淡香。我们洗刷之后吃了早饭，向朋友们告别，为他们的殷勤好客感到开心。我们沿着山谷继续走了一段之后，又开始翻越第二座山，在路上不时地碰见一些用扁担和箩筐挑着货物的人。他们脸上都挂着笑容，并向我们点头打招呼。我们一路小跑地翻越了关隘，很快就来到了龙锦谷，在龙锦村停下来歇息。前面这张“中途歇息”的速写就是在这儿画的。我们此刻正在接近大鹏这个臭名昭著的海盗村。海盗们从海上抢来的物品都是在那儿卸货，然后再运往内地的。我们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道将会受到怎样的接待。然而我们还是不停地往前走，直至来到了邻近大鹏的一个村庄，才发现我们的路要从大鹏村中间穿过。当我们来到穿过村庄的大路上时，看到那儿到处都是面目可憎的家伙，他们都在街上恶狠狠地盯着我们。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并没有碰到粗鲁无礼的行为举止，便悄悄地出了那个村庄，并且过了一条小河。这个村庄坐落在大鹏湾边上一个景色优美的地段，附近有许多星星点点的小岛屿。接着我们又来到一个美丽的关隘，从那个关隘的顶部饱览了大鹏湾的壮丽风光。我们在那儿一边吃午饭，一边欣赏墙上的壁画。下山的路景色美极了，因为山坡上的树木长得非常茂密。在关隘的脚下，我们又瞥见了大鹏湾的一角。很快我们就来到了大鹏湾的海边，路上经过了好几个被芒果树、荔枝树和龙眼树遮蔽的村庄。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在柴禾村停了下来，留宿在该村的祠堂里，这是一个类似于寺庙的地方，大堂里摆放着祖宗们的神主牌位。这种建筑兼具私塾和客栈的双重功能。当地人似乎十分贫穷。村里的长老们出来欢迎我们。其中有一位老人非常有个性，他只有一只眼睛，但还是永远在四下搜寻，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捡回家的，也许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或只是为了捡小便宜。我寄给你们一张关于他的速写。私塾先生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人。我们搞了不少干草来铺床，并且很快就支起了炉灶，一切似乎都很舒适方便。晚饭以后，我们用雪茄和聊天消磨掉了晚上的时间。

晒谷场上的稻草堆(www.daowen.com)

第二天早上，我们很早就起身上路了。当地人堆放稻草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既使稻草离开了地面，同时又能用它作为给牲口遮阴的地方（参见前面的插图）。到处都可以见到那种样子奇特的水牛。现在我们登上的关隘是我所见过最好的一个，因为茂密的树林从那儿一直延伸到了山顶。山顶上还有一块样子奇特的大岩石，当地人称之为“女儿岩”，尽管我一点儿也看不出它像女人或孩子。山上有些小路是全程由石阶所组成的——“这么长的登山石阶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条小路只有两英尺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上山道路。所经过的这些地区都是不养马的，我们连一匹马，甚至小矮马，也没有见过。至于驴和骡子，我在香港之外也从未见过，所以所有的物品都是要靠人来挑或抬的。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我们不时地会碰到一些挑着货物逐村叫卖的货郎。绵羊在这块地方也是找不到的。在干旱的季节，人们放火焚烧野草，以此来获得肥料。因而晚上燃着的群山构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观。我们所经过的每一个山峰都是这样被火烧过的。此地盛产鸡和猪，鱼也很多。我们总是能够买到鸡蛋，这一点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登上了最后一个关隘，那儿云雾缭绕。下山走了一段之后，我们望见了大鹏湾对面的香港岛，而官府所在的九龙城就在我们的脚下。那座山的南坡非常陡峭，也不长树。下山的过程用一个大词来描述，就是一次超群绝伦的惊险体验。我们安然无恙地到达了九龙，看到那儿有一条船在等，于是我们立即跳上船，向香港驶去，并对于这次的中国之旅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所经过的那些村庄经常发生宗族械斗。清朝官员们都不敢进入到那个地区，尽管管辖九龙的那位官员在名义上是统管整个地区的。我们走了之后没过多久，苦丁谷就爆发了一次械斗。这些宗族间的械斗通常是非常血腥的，尽管它们并不限于广东和福建，但是这两个省份的宗族械斗要比大清帝国的其他地方更常见。有时候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会被赶尽杀绝，使那儿变成一个鬼村。清政府对于这些暴行束手无策。

村里一位名叫常浩的长老

然而我必须承认，各个村庄的村民对于陌生人的态度是非常热情和和蔼可亲的。我们从未听他们说“番鬼”，尽管这儿离任何欧洲人都很遥远。而且在我画速写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小顽皮挡住了我的视线，大人们就会马上叫他走开。这些固然只是非常琐碎的细节，但也表明这些“心地质朴的乡下人”虽然衣衫褴褛，也是有礼数的。像这样的旅行要比签订和平条约好处更多——使人民习惯于见外国人，礼貌地对待本地人。更重要的是，要和颜悦色，面带笑容，让他们知道我们并不是生意人和为挣钱不择手段的人。中国人对于任何不从商的欧洲人都怀有一种值得称赞的尊敬。奇怪的是，在广州人们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称作“大班”，意思是商业代理人或商船押运员，这是给他们的最高称号。而我们这些不做生意的人通常被称作“先生”，意为教师或师傅，这是一种很高的尊称，这表明假如少几个商人，多几个无所事事的绅士，欧洲人其实不会受人蔑视，也许还会很受中国人喜欢，只要我们不干涉政治和其他任何国事。天朝人会很自然地蔑视那些钻进钱眼出不来的人，还有那些走私犯、用鬼船来强制进行非法贸易的人，以及毁灭他们城市和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