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

《伦敦新闻画报》第31卷，第868号，
1857年7月11日，27—29页

我的上一封信写自锡兰。但因仅是邻近观望，我没有写任何关于这个国家的东西。我们于11日一大早就到达了。在最近看过贫瘠的国家以后，眼前绿油油的植被令人心旷神怡。我们享用了一顿真正热带的早餐——菠萝、香蕉，还有橙子。上岸时，我们没有受到赶驴人的攻击，却有许多戴梳子、留长发的人恳求我们买各种宝石。为自己购置了中国雨伞之后，我们就出发了，雇了一辆马车，穿过椰子林和其他热带树林。景色十分迷人：头上是蓝天，远处是更加蔚蓝的海洋，雪白耀眼的海浪冲击红色礁石、拍打沙滩。样貌奇特、看上去惹人喜欢的当地人，他们的棚屋半遮半掩地藏在香蕉树丛中，孩子们在椰子树之间荡来荡去——总之就像一个美梦。大路的每一个拐弯都带给我们新的美景，直到我们到达肉桂园。我们在这儿下车，吃过午餐，弹奏钢琴，然后就走出去，驾着马车回到旅社，在那里吃了晚饭。温度计显示有90度，但帮我们扇蒲葵扇的人勇敢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怡人的牛奶宾治把时间消磨过去，直到傍晚的阴影警告我们该回到木屋里去了。我们坐上了一条造型非常奇特的船——仅仅是一截圆木，还有舷外浮标使船不至于倾覆——然后爬上了“北京号”轮船。

六天后我们到了槟榔屿，这里美丽的山丘覆盖着常青树和密林：小镇本身就沉睡在棕榈树、椰子树、芒果树、大蕉树，以及其他热带树木的树萌里。我们于下午7点登陆，在镇里转了一圈。中国人居住区很有趣，商店很像法国店铺，天朝人忙得如同蚂蚁一样。我们搭乘了一辆四轮大马车驶向由芦苇搭成、十分独特的台球室。这里有一群恶棍般的英国商人水手和船长在游乐、咒骂、横行，就像英国人在海外常常做的那样。霸道的英国人把他的手杖或棍棒打在可怜的阿拉伯人、埃及人和赶驴的伙计身上，不为别的，就为了显示他比他们更强。

香港的中国人在吃饭

我们离开槟榔屿：海水发出闪闪磷光，美极了。三天后我们到了新加坡：已经是晚上了。我们驾车穿过肉豆蔻种植园；空气中可以闻见各种气味。我们造访了一位绅士，坐在走廊下，观看明亮的闪电。房间里蝙蝠飞舞，蜥蜴在屋顶上爬，蟋蟀和蝉发出的噪声十分响亮。我们回到旅社，在那里发现了一群比在槟榔屿的英国人更粗暴的人在玩保龄球和九柱戏。我们在蚊子形成的幕布下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在棚子一般的露天餐厅里用了早餐。我们走出去，遇到了成群的中国人，真是热极了。我们又躲进了台球室，但那里太热了，“没法玩，”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太热了。”

英国皇家海军炮舰“欧椋鸟号”在珠江佛山水道上与敌交战

从“北京号”轮船上卸鸦片(www.daowen.com)

看完整个新加坡，我们又回到了旅社。离开这个岛，我们坐了几天轮船，天气一直很热，直到到达香港的两天前才突然间变成凉爽的阴天。4月29日，可以看见天朝的海岸线了，天灰蒙蒙的，很冷，风刮得猛。我们在早上到达香港，这个地方看起来极小。许多舢板掉转方向，一些军官上船来见第五十九旅司令格雷厄姆上校。我划船上岸，惊奇地发现香港比我想象中的大多了。房子是英国风与其他的什么风格相混合的式样，带有阳台。皇后大道很宽，路边开满商店。海港被群山围着，山顶在天气不好时总是消失在云层中。对面是中国大陆。海边的九龙小村庄很漂亮，但人们认为去那里不太安全。

跟随“北京号”轮船上的詹姆斯医生走遍了小镇后，我们回到船上用晚餐。从船上看香港的夜景很美，日落时有划舢板的中国人在“请神”，即用敲锣打鼓放鞭炮的方式向神表示敬意。晚上，城镇里灯光爬上山坡的效果令人十分好奇。第二天下雨，天气阴沉，温度下降了五度。狭窄的中国街道昏暗、烟雾弥漫，苦力们戴着他们巨大的锥形斗笠，是很独特的一群人。同其他东方人的冷淡比起来，天朝人的活动令人振奋。他们的店铺看上去很像欧洲的，画家很多，他们从银版照相上临摹下来的微型人像画得极好，你可以得到当地人关于任何东西的画，和在巴黎的一样好。

前几天我们乘坐吉布先生的“轻步兵号”快艇，跟格雷先生和亚当·斯科特先生去了一趟广州。我们随身携带两把左轮手枪和一支步枪，以防万一。乡下的中国人像法国人一样彬彬有礼。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都受到小男孩的礼遇（“chin-chin”的意思是你好、谢谢等各种问候）。植被真是美极了。格雷先生戴着一顶很大的木髓制的帽子，留着漂亮的胡须，穿着蓝色外套，系着皮带，皮带上挂着他的左轮手枪。亚当·斯科特先生戴着草帽，穿着白色法兰绒衣服、白色裤子，带着极重的猎鞭。他们恭谦的仆人则带着一把巨大的中国伞，围着红色腰带，上面佩有左轮手枪。我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后登上那艘美丽的游艇，驶往赤柱，那里驻着一些马德拉斯步兵，一些军官身着克里米亚常服前来把我们带到凉爽宜人的军营。迄今为止，我们认为中国人是糟糕的民族，就像大多数英国人认为的那样（那些像亚当·斯科特先生一样了解他们的除外）。我们一直在乡村周围，只遭遇到来自当地人的注意和想要取悦我们的愿望。船驶过一些美景时我们平静下来，没有一丝风，我的朋友担心会不会遇到海盗，于是左轮手枪上了膛，我们随着潮水漂荡。我下去睡觉了，醒来后又回到了甲板上。那两个英国人在月光下睡熟了，船上的中国人中8至10个人朝各个方向蹲坐着。景致美极了，我划着平底船，没有一丝风。已经12点多了，我打着瞌睡，就在这时突然被跳起来拔出手枪的一位绅士惊醒了。有一只渔船跟在我们后面划着桨，我们叫苦力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再不停下来的话我们就要开枪了。他们没有停，我们瞄准了，但由于他们再次被警告时便停了下来，并没有更多的事情发生。凌晨2点我们到达香港。城镇里只剩下持枪的警察。我回到船上睡觉。第二天我到香港岛另一边的一个村子里去看戏。我们带了一把左轮手枪、一柄橡木棍和锤子，足够的饼和麦酒。我们好脾气的苦力们精力充沛地拖着，买办跟着我们。到了村子后，铺着竹子、盖着伞干顶榈树叶的大台子很快搭好了。我们穿过天朝人群，在他们中间坐下。他们非常高兴。表演十分生动，就像洋泾浜英语里所说的那样：“Plenty Mandarins，and some piecy wifo ；all same that Frenchy sing-song，you Sare ？ Number one ally plopper。”（有很多官员，还有些漂亮的夫人，你知道吗？跟法国歌里唱得一模一样，棒极了。）官员的背上都插着真正的旗子，士兵们身着深蓝色戏服，围着腰带（同样是真的）、戴着竹笠。表演精彩极了，像法国的歌舞杂耍。每一幕的名字都贴在戏台两侧整洁的框里。乐队也不错。观众甚至比法国的表现得更好：没有一点声音，除非有什么滑稽的事出现，才会全场大笑。我从未见过如此好脾气的观众。离开时，我感到极其满意。

上了轮船，我们碰到了一位极有绅士风度的中国人，他是头等舱的乘客。他坐在桌前，使用刀叉，如同绅士一般饮雪利酒，吃东西——事实上，他“确实是一位绅士”。但没有任何乘客注意到他——而他的待遇比狗还不如。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中国人——因为我们在广州跟当地人打了一仗。

除少数人外，香港居民就像亚历山大港居民一样，十分势利，只认钱，或更认衣服。我在“北京号”上感受到了最大的友善和亲切。我会一直记住在甲板上度过的那些愉快的夜晚。

我在一艘鸦片船上享受了最好的舱位。

在插图中我画出了正在辛勤卸下大包鸦片的苦力。左边戴着木髓帽子的军官正在记下货物的数量，印度兵正把数字记在石板上——东印度公司的水手想要确保“一切都正确无误”。轮船开走后，鸦片便被装小包运走。货物上所署的船名为“威廉要塞号”。在另一张插图中，中国人正在吃“chow-chow”——这是一种用筷子吃的食物。“北京号”上有这样的乘客。他们的小烹调锅在右侧，茶具在左侧，香蕉挂在墙上，菠萝作为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