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

《伦敦新闻画报》第30卷，第849号，
1857年3月14日，250－252页

我给你们寄上一幅有关广州的速写，这是昨天早上从作为这儿唯一尚存高大建筑的教堂塔楼顶上画的。这幅速写的画面囊括了广州城，城外的东南郊，还有一部分的外国商馆和花园的废墟。

这张速写令人回味，因为它记录了英国人在广州城内唯一一处地方，即总督衙门，所造成的重大火灾。这场大火从昨天下午3点开始一直烧到今天早上7点才熄灭。插图的右下方就是昨天燃起大火的地方，那场火烧掉了从花园到荷兰炮台的所有十三行商馆。有趣的是，在画这幅速写时，图中的教堂尚未烧毁，而英国军队已经撤离了花园。

图中最显眼的还有图左的火药库山（Magazine Hill）和山顶的歌赋要塞（Gough’s Fort）。图左的前面是怡和行的商馆，图右的前面是花园和皇家海军陆战队的警卫室。

我们的在华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可称作是悲剧性的阶段。首先，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很成功——倘若再给敌人一个沉重打击，整个战争就将结束。要塞已被摧毁，省府遭到围困，城墙已被轰开了一个缺口，似乎只要发动一次总攻，敌人就会土崩瓦解！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我们对于中国人性格的了解只停留在很肤浅的表面。实际上，他们似乎就如密迪乐先生所说，是“世界上被误解最深的民族”。

你们也许已经听说十三行是如何被烧毁的，以及叶总督如何厚颜无耻地指控英国人自己放了一把大火，还有他亲自给包令爵士写了一封劝诫信，赤裸裸地宣称他知道“报应”迟早会降临。

虽然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但广州行商们的表现令人钦佩。他们鼓励英海军舰队司令，并竭尽全力支持了他，十三行所在地挖了战壕，“蛮夷”们并未被赶入海中。

荷兰炮台（海珠要塞）在这个危急关头也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在此地设置了坚固的防线，并拥有最大口径的重炮。这个岛位于广州新城墙的前面，在轰击广州城时，这儿曾是最重要的阵地。

敌人曾无数次地试图用炸药炸毁我们的军舰——但至今还未成功。也许他们最终会用这种方式给我们造成某种伤害，因为他们足智多谋，对金钱贪得无厌，只要能得到金钱，有无数的人会自愿地赌上自己的生命或肢体。

然而悲剧并非发生在广州，而是在别处——因为中国人毕竟对我们的“火轮船”怀有极大的敬畏。你也许已经从其他途径听说了“大鳍蓟号”邮船的悲惨命运。假如还没听说的话，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从目击者那儿听来的细节。

“大鳍蓟号”是香港和广州之间每夜运送邮件的三艘小轮船之一。它还搭载一些中国旅客。该船的船长是一个叫威曼的德国人，船上的大副也是外国人。12月21日晚上，“大鳍蓟号”邮船正在从广州开往香港的途中，就在第二个沙洲塔（Fow-leen Tah）附近，有一队隐藏在沙洲后面的清军兵船突然向邮船开炮，但邮船继续往前开，并成功地逃脱了危险。但正在这时，第二队兵船又向它开火。结果船长亲自掌舵，冒着炮火冲过了那些兵船。邮船上有好几位中国人旅客在袭击中伤亡，而邮船上没有装备可以还击的火炮。

台湾海峡中的中国走私船

53艘清军水师兵船试图在珠江上劫持“飞马号”客轮

“大鳍蓟号”邮船于12月26日回到了广州，并于12月31日在返回香港的路上，途经上述同一个地点的时候，船上的中国水手发动暴乱，杀死了船上所有的欧洲人和马来人，而且砍下了他们的头，再把船沿着珠江的一条支流拖到了一个叫作南公头的村庄之后，放火焚烧船只。该船受到了村民们的抢劫，最终由一条从那儿经过的轮船拖回了香港。

共有11人在这次事件中被害，其中包括西班牙驻澳门的领事迪亚斯先生。这就是在中国打仗的一个典型例子。中国的皇帝为每一个“蛮夷”的头颅都提供了100两白银的悬赏，而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了50两就不惜犯下最血腥的罪行。(www.daowen.com)

我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在黄埔那个地方留下了一条属于一位美国医生的住家船，该船由一位欧洲人在管理，他的手下还有五六个中国仆人。那位欧洲人在船上还没有住上几天，突然有一天暴徒们冲上船来，那些中国仆人逃得无影无踪，而那个可怜的欧洲人被无声无息地杀死，他的头被割了下来，装在一个口袋里送往广州。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黄埔同一个地方还有一条小住家船上住着一位年老的苏格兰绅士及其妻女。不到三周之前的一个下午，当他刚从岸上做完生意回来时，有一条中国人的舢板划了过来，说是给船主考珀先生带来了一封信。当站在跳板上的女儿去拿信时，来者说这封信只能交给船主本人。于是那位无所畏惧的考珀先生便走出来拿这封信，但是他刚走出来，就有三名强壮的中国人把他拖进了水里，他女儿拽住了父亲的臂膀，但也无济于事。最后那些邪恶的无赖劫持老人扬长而去。这些人自诩敬老，但如此卑鄙地把一位65岁的老人从他的家里和家人身边抢走，并且或许已经冷血和若无其事地杀害了他，这一切仅仅是为了那100两银子。这些事情令人毛骨悚然并感到憎恶，但在中国佬眼里，这无非是一个靠人头来敛财的机会。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可怜虫的勇气和尚武精神：上星期五（1月9日），有一条小客轮从香港开往广州。它是一条快船，而且被恰如其分地叫作“飞马号”。下午2点左右，当轮船通过“大鳍蓟号”邮船被劫持的珠江支流上那个著名地段时，受到了至少53艘清军兵船的攻击。每一条兵船上都装载着2至4门大炮，并且有至少40条橹（每条橹都由3至4名水勇来摇）的驱动。由于马来籍的舵手离开了岗位，小客轮迷失了航线，差点被那些兵船所包围。中国人知道小客轮上没有火炮装置，无法抵抗，便大摇大摆地在后面猛追。他们的炮弹像冰雹那样袭来，有9至10颗炮弹射穿了船舷，其中有一颗炮弹离锅炉只有两三英寸远，其他的则穿透了船体。经过了整整20分钟的严峻考验，这条小客轮才逐渐把那些兵船抛在了后面。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勇气：拥有整整8,000多人的一个兵船舰队大动干戈地追逐一条可怜的小客轮，后者只装载了八九名旅客，然而他们每个人的头颅都值100两银子。

当西方人这样被按头论价时，中国佬的生命受到轻视便不足为奇了。我承认我自己一想到这些事情就感到热血沸腾，尽管我曾是一个心软的人，但我现在把每一个中国人都看作死敌。

我可以给你举出其他的类似例子，但是已经没有必要了。我冒昧地说，无论国内的辩护者们如何对天发誓，任何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并见证过这些懦夫所作所为的人都不会对他们保持敬意或怜悯的。我相信，广州传教士们都一致认为，该是给这些人一个最严厉教训的时候了，我们是在跟海盗和野蛮行为开战，尽管后者得到了清政府的承认和支持，这就像是我们在公海上无故受到了侵犯，或是为了躲避求生。

我深信我对于这些人的性格并没有持一种错误或不人道的看法。摆在我面前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在那位可怜的法国传教士马神甫于广西境内被谋杀之后，那些冷酷无情的杀人犯仍感到不满足，他们挖出了他的心脏，并且把它吃下去了。对于此事的真实性我敢发誓。有两名德国传教士告诉我说，这根本不能算是一桩异乎寻常的事。而正是这些人称我们为“蛮夷”。

你真挚的，E.

我最亲爱的父亲，无疑在此之前，你期望我已经在返回幸福而古老的英格兰途中，但是这场战争使得我们在这条陷入混乱的河流上有许多工作要做。由于河水很浅，我们的船必须不断地保持在深水区活动，在浅水区我们就会搁浅。自从离开了香港之后，三个月以来我们就一直没有停过火，白天靠手工摇橹，晚上就靠蒸汽机。除了伤亡人员之外，我们还有许多人得了病，死亡接连不断。最近去世的是船上的大副，哈丁勋爵的侄子，今年才23岁。我们大家都对这样的工作感到疲惫不堪。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对敌人开火，晚上也不得安宁。我们的上一次战斗是对一个由11条兵船组成的清军舰队发起的进攻。每一条兵船上都有10门大炮和80至100名水勇，而且它们是在浅水区活动，我们无法靠近它们。“加尔各答号”舰长的副官在他的小船上受了致命伤。当他奄奄一息地躺在我们的主甲板上时，我赶到了他的身边，聆听他对自己可怜父亲的遗言。我剪下了他的一簇头发，跟他的遗言放入同一个信封，寄给了他的父亲，德普特福德造船厂的珀恩先生。

香港的形势非常严峻。所有的中国商人都离开了，而仆人们都得到了悬赏令，要他们谋杀或毒死他们的外国主人。几天之后，一条不幸的内河小邮船“大鳍蓟号”载着一群中国旅客离开广州，返回香港。他们在上船之前都经过了搜查。有些妇女是在船就要开的时候上船的。她们没有被搜身。当邮船顺流开出了36英里之后，那些妇女拿出了她们偷带上船的砍刀和武器，把它们分发给了旅客们，后者其实是由清军兵勇们装扮的。他们杀死了船上所有的欧洲人，然后烧掉了船上的木结构部分。该船的铁质船壳由“杖鱼号”军舰拖回了香港。第二天，敌人对于我们每一个头颅都开出了高价：军官的头颅500两银子一个，士兵的头颅是300两，若烧毁或摧毁一艘军舰，那就是10,000两银子的奖赏。我在给《伦敦新闻画报》撰写的报道中描述了清兵三次试图炸毁我们这艘军舰的经过细节。但是感谢上帝，我们至今仍安然无恙。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儿的一切都过于群情激奋，因而谈不上愉快。明天，英国海军舰队司令想要烧毁他所能捕获的所有敌人兵船。在离我们大约3.5英里处的珠江上有500艘敌人的兵船。假如他们有勇气，并且了解自己力量的话，他们可以把我们活活吃掉。因为是他们令我们感到非常头疼。我在前天晚上就乘坐我们的舰载艇进行了侦察。在离我们军舰1,000码处，我刚刚抛下锚，就借助月光观察到了大约100艘用手摇橹的兵船，每条船的船首都有一门大炮，我连忙起锚，向那些兵船发射炮弹，同时撤退。我立即就摧毁了敌人的三门大炮，但此时后面的军舰开了火，以掩护我撤退。每天晚上，敌人都企图炸毁我们的军舰。虽然中国佬打仗不行，但他们非常狡猾，而且他们的数量多得就像是海滩上的沙粒。这个星期以来，我们4艘军舰中的3艘牵制了400艘敌人的兵船和兵船上的大约15,000人，使他们动弹不得。那些兵船排列在一起，看起来十分可怕。年轻而可怜的珀恩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受伤的。我希望我的弟弟阿尔弗雷德现在已经平安地回到了家里。我祈求我们也同样在回家的路上，因为我对于这场在中国的战争已经感到厌恶和疲惫，白天有可能被子弹击中，晚上则有可能军舰被炸。人们从在“卓越号”军舰上所做的实验中可以了解到我们每天晚上所要面对的危险：装载在一个小桶里并漂浮在水面上的56磅炸药，一旦跟船舷相撞，就足以把船舷炸掉。从下面的示意图和解说中你可以看到，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危险。我们有用绳索拴起来的原木，从桅横杆端上吊下来，漂浮在水面上，在军舰的前面形成一个三角形，以用来保护我们。尽管如此，从上游漂下来的火药数量是如此之大，足以把我们都送上天去。晚上上床时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有点七上八下的。左面是敌人三次从上游漂下来，想炸毁我们军舰的饵雷示意图：

中国人的饵雷

第一次饵雷是1856年12月24日由小划子拖着小舢板漂下来，在靠近军舰舰首的地方被我们乘坐第二艘小快艇的卫兵们所截获。

第二次发生在1857年1月5日凌晨2 ：30左右。两个木筏子被绑在一起，筏子上系有大约20英寻的绳子，上面有铁钩，以便用来钩住缆绳或任何其他东西。一旦铁钩碰上了船舷，小铅块就会拉断竹竿顶上的导火索，后者连接着火药。所有这一切都准备完毕，一触即发。幸亏坐在小艇上的卫兵们及时发现了这个饵雷，并把它拖离了军舰。由于是个木筏子，它只能随波逐流。在木筏上的每一个箱子里都装载着至少17英担（约850公斤）的火药，后者装在没有盖子的盆子或罐子里。木筏本身是用6英寸厚的木板所做成的，它们是以捻缝的方式镶嵌在一起的。

第三次炸船的尝试是于1857年1月7日凌晨4 ：30进行的。有一对罐头浮标形的容器，顶部插有一根大约8英寸高的旗帜。在导火线的上面是一个装有火绒的马口铁，接着是一个顶上有一根点着的火柴的罩子。罩子上还有一根绳子，只要一拉绳子，就会拉出中间那一个，于是便把火传给了火绒。这是为了让那些泅水把容器拖到军舰跟前的人有时间逃脱。但是小艇的突然出现使他们感到惊慌失措，其中一个容器在离船首右舷约60码处发生了可怕的爆炸，另一个被遗弃的容器向我们的流木挡栅漂来。有一个泅水的敌人被我们抓获，并且押到了军舰的甲板上，在左舷过道上被处决。浮标形的容器可以装载大约10英担（500公斤）的火药。

今天下午，我们出发去执行焚烧敌船的军事行动：海军舰队司令为每一艘军舰都布置了具体的任务。大副和我负责率领本舰的突击队员。焚烧的规模很广，被烧毁的财物价值几千英镑，就连装满了鸡、鸭、鹅、猪的市场也没放过。中国人因财产和生命的损失而被激怒，爬上了房顶，向我们的头上扔石头。而中国的兵勇们蜂拥着向我们冲来，试图切断我们的队伍。但由于他们只有短武器，我们就像玩九柱戏那样，将他们一一击倒。我们的士兵中有10人被打死，另有1人受了致命伤。第五十步兵团的一名军官头上挨了一块砖头。中国人得到英军阵亡官兵的尸体后，就割下他们的头颅，去讨赏金。有一名可怜的伤兵目睹他们割下同伴们的头颅，他看准了机会，拔腿就跑，但是在逃跑中受了致命伤。我们被迫紧急撤退，无法抢回那些死者的尸体，尽管海军陆战队队员们纷纷要求这么做。这些士兵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士兵，情况越是危险，他们就显得越坚定和坚决。我们想要离开由英军占领的地区，转移到鸟巢要塞去。然后我们还要往前推进几英里，这样要比待在这儿更好。我已经告诉了你我所能想到的全部新闻，而且我希望在下次给你写信时，可以说我们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向我的姐妹们和所有的家人转告我最真挚的爱，我最亲爱的父亲，请永远相信我是你最充满深情的儿子。

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