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 7, 1846

《伦敦新闻画报》第8卷，第197号，
1846年2月7日，89页

清朝钦差大臣在香港的随从行列——根据维多利亚城一位记者的速写绘制

香港的维多利亚城曾因英国当局接待清朝的钦差大臣耆英而成为一个举行盛大庆典的喜庆场所。关于这次访问盛景的具体细节描写曾经占据了香港官方喉舌《中国邮报》上五个专栏的篇幅。而这些报道今天（1845年11月27日）又得以重印，在维多利亚城的政府办公楼外面就可以看到“钦差大臣耆英访问香港的再版”等字样，正如在伦敦的舰队街或斯特兰德大街上宣布英国政府各部门的命运那样。本报的篇幅有限，所以只能从《中国邮报》上摘取一些主要的细节报道：

（1843年6月）20日星期四日落时分，“雌狐号”轮船载着清朝钦差大臣耆英及其随从徐徐驶进了维多利亚港口。在船上的陪同人员有香港主要行政长官凯恩少校阁下、贸易专员秘书A.W.埃尔姆斯利先生以及代表英国政府专程去广州迎接钦差大臣的郭实腊牧师。成群结队的中国人在港口等待着钦差大臣的到来，以便目睹钦差大臣下船登岸，接受英国特命全权公使的欢迎。迎接钦差大臣的是香港卫戍司令官，他与香港总督总副官一起护送钦差大臣到他在女王路的宽敞住所。这个住所是拉斯特姆吉先生兄弟俩慷慨地无偿提供给香港政府，以用于接待钦差大臣的。

当轮船在码头靠岸时，中国人的乐队“突然发出了一阵尖锐刺耳的噪音”。耆英从轮船的阶梯走下到地面时，岸上燃放了三个巨大的爆竹。等耆英在他的轿子里坐下之后，有一位随从用掸子掸去了他的大靴子上的灰尘，接着由英国人、中国人和印度人所组成的一个前呼后拥的随从行列便开始上路了，其气势蔚为壮观。在人群的最前面是一个由中国人所组成的乐队，演奏出类似于《克劳诺霍顿索洛戈斯》（Chronohotonthologos）^[1]的“粗鄙音乐”。紧接着是一群挥舞小旗帜的小男孩。

“你也许会认为在这个随从行列中的代表性人物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些人物完全是从现实生活中如实记录下来的，唯一不能够确定的是准确的人数。钦差大臣在访问香港时，身边的随从至少有209个，整个随从行列长达0.25英里。”我们的记者精确地记录了这个随从行列的出场顺序：

两面铜锣；

清朝的黄龙旗，举旗者两个一排地并肩而行，手持孔雀尾羽和旌旗；

第一个乐队方阵；

第一个举着牌子的方阵，金色和红色的牌子上用中文写着给路人看的警句；

又有两面铜锣，骑在一匹灰马上的清军统领（白色顶戴），后面跟着他率领的步兵；

戴帽子的官方刽子手，手持代表其职业标志的鞭子和斧头；

清朝的钦差大臣耆英——身兼两广总督、提督、大学士和宗室（红色顶戴和孔雀花翎），坐在八抬大轿里；周围的随从全是白水晶顶戴和黄铜顶戴的官员；

佩戴黑色翎毛的清军都统，以及作为翻译的郭实腊先生；

潘廷官（红色顶戴花翎），八抬大轿；

粮储道道员（蓝色顶戴），四抬大轿；

驸马（蓝色顶戴），四抬大轿；

观塘府知府（蓝色顶戴），四抬大轿；

一些坐着清朝官员的轿子；

给随从行列殿后的香港中国居民。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邮报》上来：

在一个我们仍尊称其为教堂的竹席大棚前面，一些坐在轿椅上的西洋女士吸引了钦差大臣特别关注的目光。当他接近下榻的住所时，有一队第四十二马德拉斯步兵团的士兵努力地在街上给这个钦差大臣的随从行列清理出一条道路，而香港总督的助理总副官卜鲁斯上尉则在住宅的门口迎接钦差大臣。

第二天上午，香港总督（以汉学研究而著称的德庇时爵士）在卫戍司令官少将和军事参谋部成员的陪同下拜访了耆英，后者以其惯常的温文尔雅的态度接待了他们，并且分别拥抱了总督和将军阁下。由于这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当客人们告辞离去时，耆英一直把总督送到了大门口。(www.daowen.com)

当天下午，中国人进行了隆重的回访，并在访问结束后陪伴总督检阅了驻扎在香港的英国军队，军队都集结在女王路上。耆英坐在轿子里检阅了各支部队，每一个团的官兵在耆英一行从面前经过时都举起手中的武器，向他致敬。中国人似乎对于队列操练中的行进和反向行进等项目颇感兴趣，并且咨询了许多关于变换各种队形目的和意义的问题。在上轿子回去之前，他们应少将的邀请，去操练场观看了炮兵们把大炮从牵引车上卸下和将大炮重新连上牵引车以及放炮等操练项目。

当天晚上，耆英和其随从中一些最著名的官员到总督官邸赴宴，在那儿他们会见了总督、海军司令官和香港各部门的首领。宴会之后还有一个舞会，但是耆英因忙碌了一整天，感到疲惫不堪，就提前告退了。跟往常一样，东道主一直把他送到了轿子旁边。

第二天上午，总督阁下对郭实腊先生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下午香港总督和清朝钦差大臣之间举行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正式会谈。会谈之后，他们一起视察了新落成的军队医院。当天晚上，中国贵宾们应邀在他们上午参观过的“阿让库尔号”军舰上共进晚餐。那艘军舰上从船头到船尾都挂满了旗帜，客人到来时还鸣放了礼炮，其效果从岸上看显得极为壮观。军舰甲板上搭起了天棚，变成了一个漂亮的舞厅。清朝官员对于这种武力与文雅的巧妙结合印象极其深刻，宣称即使再过一百年，中国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第三天上午，钦差大臣等一些官员在香港总督和海军司令的陪同下，乘坐“冥王号”铁甲船环绕香港岛进行旅游观光。海上略微起了一丝风浪，耆英有一点晕船，但总的来说，天气很不错，钦差大臣称此次航行令他感到非常愉快。

当天晚上，钦差大臣感受到了卫戍司令少将闻名遐迩的好客精神。一支由盛装的英国皇家爱尔兰步兵连官兵所组成的仪仗队，在军乐队和军旗的陪衬下，于当晚6点之前集结在卫戍司令的官邸前面。在屋前无数个火炬的照耀下，这支仪仗队的英武之气更是被烘托得淋漓尽致。

参加宴会的人数被限制在16个人。宴会厅里装饰着英国皇家爱尔兰步兵团和第四十二马德拉斯步兵团的军旗。宴会厅中央放置着清朝的黄龙旗，跟英国的各种旗帜一起飘扬。门楣的上方用大红色的绸缎悬挂着中国的金玉良言，表达出英中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良好意愿，这一切都是按照中国的习俗来安排的。

晚宴上只有两次祝酒的仪式：

“英国女王和中国皇帝祝愿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能进一步促进双方的贸易和繁荣。

“祝开明的政治家和英中两国之友谊使者耆英健康长寿。我们尊敬他卓越的政治才能，我们颂扬他宝贵的社交品质。”

耆英专注地聆听着祝酒词，在祝酒过程中似乎急于想要人将每一句话都翻译成汉语，并且以极为优雅和胸有成竹的方式致了答谢辞：“尽管我的才能被夸大了，但是将军真挚的情谊我已经感受到了。我以清朝武士的信仰起誓，只要对于中国外交我还有发言权，两国的和平繁荣将永远是我最大的愿望。”

耆英的和蔼可亲和富有幽默感，高超的外交技巧和良好的教养，几乎无人出其右。他在宴会上谈笑风生，但又极有分寸。在他主动唱了一首充满激情的满文歌曲，为大家助兴之后，所有人都来到宴会厅旁边的一个起居室。那儿有香港卫戍区军官的夫人们、香港大多数的海军和陆军军官以及一些香港平民。耆英主动跟屋内各个角落的人友好地打招呼，跟每一位女性宾客握手，并向其中的一两位赠送了香袋和佛珠等小礼品。

这位清朝官员的和蔼可亲和良好教养还集中体现在对待一位小姑娘的态度上，他把她抱起来放在膝盖上，亲切地打招呼，并将一件饰品套在她的脖子上。坐在旁边的一位已婚女士吸引了他很大的注意力，他吩咐一位随从去取来一块丝绸手帕，作为礼物赠送给她，并请求得到她自己的手帕作为交换。对方一时不知所措，耆英马上就解释说：“我不希望做出任何违背适当礼仪的事情。”对方立即接受了他的道歉，并且表示能够理解他的做法。

第四天，耆英举办了答谢宴会，这是一个极其奢华的中式宴席。东道主在迎接总督的到来之后，将他领到一个位于屋子中央的太师椅处，其他人都坐在两侧的座位上，每两个座位之间都放有一个小茶桌。欧洲宴会前的那半个小时通常是枯燥无味，令人难以忍受的，但是在中式宴会前，客人们因为受到了热切的关注并喝到了一等的好茶，所以觉得时间过得很快。饮茶时每一位客人都分到一个小茶杯，在西方通常放在杯子下面的小碟子被用来盖在茶杯上，以保存茶叶的香味。

根据本报记者的描述，宴会厅是一个100英尺见方的房间，屋内覆盖着红布，还挂有20个漂亮的灯笼。宴席上共有40位客人，从晚上6点一直持续到10点。在这段时间内，不断地有菜肴被端上桌子。耆英将客人们照顾得无微不至，有好几次起身充满感情地给大家祝酒。而且席间有源源不断的香槟酒、雪梨酒和白兰地酒供应。

《中国邮报》描述的此次宴席在很多方面跟杜哈德、白晋神父和其他现代作家在他们著作中的描述都有所不同。并非每一位客人都有一个小餐桌，而是跟英国人的习俗一样，在宴会厅里只有一张大桌子，所有的客人都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跟欧洲通行的做法一样，除了邀请大家一起在宴席上就座之外，并没有那种每个人都必须相互鞠躬等礼仪，与白晋在书中所描述的不一样。

我们用尽可能长的篇幅来列举这次宴会的所有细节：每一个座位前都放着筷子，但清朝官员偶尔也会使用刀叉和汤匙。在碗的左边会有一只放置甜点或下酒菜肴的小碟子。在盘子的前面会有堆成小山一般的各种腌菜、酸菜和萝卜干之类的冷菜。当盛在早餐碗里的燕窝羹（《中国邮报》记者说它类似于英国的线面）被端上来的时候，正式的宴会就开始了。紧接着端上桌的有鹿肉、鸭肉、用任何赞誉形容都不会过分的鱼翅、栗子汤、排骨、用肉汁和猪油在平底锅里煎出来的蔬菜肉馅饼、公鹿里脊汤、仅次于鱼翅的鲨鱼汤、花生五香杂烩、一种用牛角髓浸软并熬制出来的胶质物、蘑菇栗子汤、加糖或糖浆的炖火腿、油焖笋、鱼肚、辣椒酱菜、一片片的热饼和冷果酱泡芙，以及众多难以用文字描述的热汤和炖菜。它们都被盛在大碗里，端到餐桌的中央，桌上放满了蔬菜、鸽子蛋，尤其是猪肉，这些似乎是宴席上最常见的菜肴。

不时地，耆英会以一种最文雅的中式礼仪用筷子从他自己的碟子里夹出一小块肉，递到身边最尊贵的客人盘子里。在餐桌的中央，还有烤制的孔雀、野鸡和火腿。在这个极其奢华的宴会过程中，仆人还要给客人们续好几次茶。令人惊奇的是，在整个晚宴过程中，人们在餐桌上没有见到过一颗米饭，就连跟其他食品混在一起的米饭都没有，尽管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告诉我们，中国人进餐在任何时候都少不了米饭。假如按照德庇时的说法，米饭在餐桌上出现就意味着晚宴很快就要结束，那么这次早在主人准备结束晚宴之前，客人们就吃饱离席了，因为米饭这个信号在宴席上一直没有出现。

宴席上不乏好酒和烈酒，还有中国烧酒。那些中国人更不会怠慢客人，他们不断地用大酒杯劝酒，不让对方有“逃避”的可能。有一位清朝官员酒都上了脸，除了喝了不少香槟酒和红酒之外，还在跟人聊天之际灌下大半瓶黑樱桃酒，紧接着又去喝另一瓶果仁白兰地酒。每喝掉一杯酒，他都会敲打手链，大喊一声“好”。

一道道的汤端上桌，前后持续了几乎有三个小时。当宴会快要结束时，耆英站起身来，向天后敬了一杯酒。紧接着有人在宴会厅里摆上了一大排用红布蒙着的小板凳，上面摆满了厨师精心切好的烤乳猪、火腿、鸡鸭肉，等等。这个仪式是为了用来感谢天后的慷慨大方，并且向人们显示，尽管已经在宴会上给客人们提供了如此丰盛的菜肴，但主人仍有足够的食物可以拿出来献祭天后。桌上摆着的那么多肉片中还有羊肉和猪肉，都没有人动过。接下来就是上水果和果脯，还有大量的红酒、利口酒和中国烧酒。

然后是相互祝酒，开始是“为英国女王和中国皇帝干杯”，大家喝酒时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那些中国人闹得尤其厉害，除了高声喝彩和鼓掌之外，还以英国酒馆里最典型的方式拍着桌子，隔壁的中国乐队也来凑热闹。之后还有几巡祝酒，其中包括为法国国王和瑞典国王干杯，因为在场的客人中有法国人和瑞典人。接着耆英邀请香港总督唱一首歌，其条件就是他自己也唱一首。后来他果然一展歌喉，而且唱得还真不错，并跟大家一起鼓掌，以示谢意。邝自星（Pwang-tyse-shing）唱了两首歌，而那位驸马借口喉咙嘶哑，推脱了表演。一位满族随从唱了一首粗犷的民族歌曲，它具有苏格兰或爱尔兰民歌的特征。在英国客人中间，除了总督之外，卫戍司令少将、大法官、卜鲁斯阁下和肖特里德先生也都表演了唱歌。

宴会结束之后，大家还玩了一个游戏，这是在《查士丁尼儿歌集》这本书里找不到的。有人把两朵大丽花递给耆英，他先是把它们戴在头上，后又拿到鼻子前嗅了一下，将其中的一朵给了总督，另一朵给了将军，并且要他们将花朵沿着餐桌依次递给身边的客人。与此同时，外屋有人开始击鼓，击鼓者会随意地突然停下来，谁要是被发现手里还拿着花，就得喝掉一大杯酒。这种靠“爱国精神”（esprit depatrie）来支撑的游戏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乐趣。中国人特别关注这个游戏的输者，而一旦他们自己输了，就会自嘲地笑起来。

第五天早上7点，钦差大臣及其随从们登上了两艘汽艇，离开香港岛，前往广州。耆英在他的住所门口拥抱了总督，并在码头跟卫戍司令少将拥抱告别。耆英的香港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它可以被视为中国跟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交往所迈出的第一步。中国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1] 这是英国作家亨利·凯里于1734年创作的一部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