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 陈琦

在大众信息传播领域，相对于抽象的文字，图像往往更具直观性而更易被大多数人接受。尤其是那些远古的神话故事或是流传广泛的宗教神迹，抑或遥远边地的异域风光、风土人情、相貌特征，图画不仅能提供鲜活的视觉形象，还能令读者在画面背后产生无尽的想象。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祗树给孤独园》是唐咸通九年（868年）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扉页插图，是目前有年代可考的最早文字出版物插图。它的出现不仅开启了插图文本的新时代，并由此将插图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绘画艺术形式——版画。

版画是通过印版媒介将图像转印于纸上的绘画作品，具有间接性与可复制性。然而最初的版画却不是出于艺术审美的创造目的，而是源于人们对图像复制的需求。宗教是一种最广泛的精神性活动，需要大量的宣传物以传播教义。是以无论中外，最早的版画几乎多为宗教插画或神迹故事绘图。如发现于敦煌的8世纪用二方或四方连续方式捺印的《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以及在法国普洛塔家族中发现的1380年描绘基督受刑的“普洛塔木板”。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印刷科技的发展，出版业逐渐由贵族和宗教掌控中走向平民化的商业市场。1450年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铅合金的活字排版印刷技术，使西方印刷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并对此后西方图书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世纪时，欧洲的印刷作坊已遍及各地，并且形成许多印刷中心，如尼德兰的乌德勒支，德国的纽伦堡、奥格斯堡、科隆，还有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城市。

书籍出版业繁荣的同时也带动书籍插图业的兴旺。德国巴伐利亚州班贝格地区主教秘书阿伯雷奇·费斯特是西方最早为书籍配上印刷插图的人。他在1461年出版了名为《宝石》的书，书中收录了一些鸟类和兽类的故事并配有精美插图。显然，版画插图使书籍更加丰富和具有直截了当的说服力与吸引力。这就使得版画插图逐渐成为出版物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同时也成为出版业市场竞争中的核心力之一。如我国明代中期，全国政治安定，经济平稳，文化时尚观念发生转变，一批新兴读者群开始崛起，他们渴求阅读消遣娱情养性的作品，而不再局限于儒家经典、学术著作或宗教读物。社会对图书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图书市场的兴旺，使出版业达到了历史的鼎盛阶段，行业竞争呈现白热化状态。其时，版画插图开始全面地应用在各类小说传奇、杂剧、诗词、图集、科学博物、初学识字课本、历史、地理、人物传记等图书之中，出现了“差不多无书不图，无图不精工”、异彩纷呈的高潮，被誉为中国版画史上“光芒万丈”的时代高峰。与此同期，西方出版界的版画商业市场迅猛发达，不仅出现了大量职业插图家和雕版技师，还培育出繁荣的版画复制市场，为19世纪的“版画原作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社会认知基础。

在达盖尔的摄影术发明前，绘画除了艺术审美目的外，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记录，即以绘画方式将重大历史事件、社会名流或大自然奇观异象用视觉形象表现出来。而要将这些具有特定价值或意义的绘画图像进行广泛的社会传播则需要版画来复制完成，于是出现了不同于一般文字书籍，也不同于绘画复制品的读物，那就是画报、杂志。

1829年菲力朋在巴黎创办了以画面为主定期出版的《剪影》杂志。这本综合性杂志，每期都有整张的石版画刊出。1830年菲力朋在《剪影》的基础上改出《漫画》周刊。每周星期四出版，四页文字说明和两大张纸质很好的石版画，有些还用手工赋彩。1832年菲力朋同时又创办了《喧噪》，这是一种日刊，开本较《漫画》稍小，共四页，内容主要是对法国社会生活中各种事件的报道、评论、讽刺和教育，并配以石版画的插图。这两种刊物是当时巴黎影响最大也最受欢迎的画刊。与此同时，在英吉利海峡另一端的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创刊了。

18世纪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迅速成为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和“世界工厂”。直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中仍独占鳌头。它生产着世界各国所需工业品的大部分，其对外贸易额几乎相当于法、德、美三国的总和。它拥有的商船吨位约为法、德、美、荷、俄各国的总和，位居世界第一。同时，英国从19世纪初期就开始大规模地推行殖民扩张政策，至19世纪70年代已占据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www.daowen.com)

在这样殖民版图区域辽阔和众多人文地理面貌并存的大背景下，《伦敦新闻画报》以图像方式报道新闻的办刊定位，无疑使其成为当时最具“眼球效应”卖点的媒体。可以想象，当时人们通过画报外派画家兼记者发回的连续性图片和文字报道不仅网罗了“天下”时事资讯、奇闻趣事、花边新闻，同时又过足了眼瘾。加之办报人杰出的经营理念、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和与时俱进的技术跟进，使得《伦敦新闻画报》在创刊后的百余年里保持着旺盛活力。

偶然机缘，沈弘教授在英国访学期间发现了数百卷保存完好、含有大量与中国相关老图片的《伦敦新闻画报》。出于学者的敏感直觉，他立刻意识到这些画报的文献价值，耗时十年，将与中国相关的文字和图片翻译集结成册出版。我们有理由相信《伦敦新闻画报》中有关中国的图片和文字资料是研究中国近代和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因而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其中大量制作精美的版画插图和颇具现场感的速写，不仅给我们展现了宽广的19世纪中国世俗社会生活图景，同时也为新闻纪实性版画艺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范本。

尽管西方新闻界始终强调报道客观性与公正性，但从本书一些有关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如《在中国的战争》《为战俘的命运所进行的报复——火烧圆明园》等）来看，依然有明显的强盗逻辑与殖民者的傲慢，这是我们在阅读时需要摈弃的。

新闻画报的事件再现性功能决定这些插图必须具有高度写实性，通过画面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和场景描绘还原一个虚拟的“真实”空间。这些“真实”的图像和报道中的文字可在读者目光交替之隙，在脑中产生类似立体视听混响的效果。如1854年4月7日刊的《德鲁里巷剧院》中“飞刀”杂技表演的精彩场景，一位杂技演员仰面站在一块木板前，五把锋利的尖刀紧贴他的脖颈两侧和腋下深深钉在木板上。因为紧张，他的双手微张，左右平衡，双脚扒紧地面，保持着身体的稳定。他对面的表演搭档奋力掷出一把泛着寒光的飞刀，他面部踌躇淡定的表情与身后几名西方女子惊愕的O形嘴形成绝妙对比。我想这幅插图即便脱离了旁白性的说明文字，也依然是件杰出的独立铜版画作品。

从插图的制作上看，有些是画家的现场速写，这些作品尽管看似凌乱，不够工致，但画面更朴实，有明显的“在场”感。如1859年4月2日《中国速写：妇女发型、洗衣方式》其中一帧《做像茶壶一样的发型》，画面用笔自由流畅，人物形态如同日常，没有摆拍扭捏之感，正如画家所言，就连画中那位少妇不雅的坐姿也修饰地记录了下来，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情趣。还有一些显然是“大制作”的图画，这些雕凹线法的铜版画构图布局考究，制作精良，富有贵气，显然是出版人高价聘请了顶级雕版师根据记者发回的速写而作。从内容上看，这类作品多表现为历史重大事件或对自己文治武功的粉饰。如1858年10月2日《〈中英天津条约〉的签订仪式》一图，是欧洲历史画的典型样式，场面恢宏，人物众多，富有仪式感。再如刊于1860年8月11日的《中国报道：英法联军即将北上》中的插画，画面上联军舰队阵势浩大，在蓝天白云下的香港九龙湾海域肃然有序地进行着兵力运输。严谨的写实画风，精美密集的线条和丰富的明暗色调使得画面充满异域情调。

这些林林总总、内容繁杂的插画穿越时空直至今日，在我们翻看阅读时还能产生一种幻象，似能复活过去的生活场景、隆隆的炮声、马的嘶鸣和喧闹的人声……尽管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物转星移，沧海桑田，而身处现代信息高度发达社会的人们，其实也如同19世纪的人一样，对图像信息总是充满好奇与期待，所不同的是现代人拥有更便利快捷的图像获取与传播方式，而作为图像所传递的力量则永不减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