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马勇

中国文明原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会排外。因为中国文明如果具有排外的因子，那么所谓的中国文明至今应该还在黄河中下游某一个地方徘徊。从历史主义观点看，中国文明具有不可思议的包容性，一切异质文明因子都会被中国文明接纳、重组与吸收，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渐渐成为不可须臾再离开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固有本性。

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问题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文明曾经在历史上包容、吸纳了本土的异质文明因子，比如周边族群的“胡文明因素”，也曾接纳域外文明印度佛教。更厉害的是，经过八百年磨合，到了唐末宋初，原本纯粹的印度佛教文明，竟然完成了“中国化”改造，竟然衍生出一个“中国佛教”，竟然有了一个与印度佛教关联并不太大的禅宗。凡此，都是中国文明的奇迹，也是中国文明不会排外的证明。

中国文明排外还是后来的事情，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文明也没有排斥西方文明。假如我们回望过去两千年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可以看到中西之间的交往，可能远超出我们后来的想象。秦汉帝国已经与西方往来，后来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到了纯粹西方的边缘地带。至于元朝，尽管与唐朝一样，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原王朝，但在中国的历史序列中，我们并不会排斥元朝，甚至以为元朝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元朝的征战固然给东西方带来一些灾难，但中西文明在那个时代确实出现过一次为时不短的正面接触。

那么，中国文明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我们面对西方的时候有一种被欺凌、受伤害的感觉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课题。大致上说，应该归咎于满族人的统治。满族人入主中原的时候，毕竟面临着汉化、西化双重压力，满汉之间的心理纠结几乎始终困扰着满汉这两个大的族群。清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内部原因而没有延续明朝中晚期与西方文明坦然交往的历史。

而清朝的早中期，也就是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正是人类历史发生突飞猛进变化的时期，中国在满族人的统治下闭关锁国断断续续不过一百多年，当中国再度面对西方的时候，此时的西方已经不是原来的西方了，中国与西方从原来的异质文明变成了两个时代的文明。中国文明还是一个纯正的农业文明形态，而西方文明已经在这两个世纪变成了工业的、商业的，也即近代的文明。

两个时代的异质文明并不构成交往的滞碍，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准确地说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时候——打开国门，开放市场，中国肯定会经过一场阵痛，但中国必然会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一定能够像几百年前接纳印度佛教文明一样，重建一个新的文明形态。

然而，历史没有办法复盘。聪明绝顶的乾隆皇帝就是不愿接纳西方，不同意与西方——其实那时也就是英国——构建一个与“朝贡贸易体制”不一样的近代国家关系，不同意让“红毛番”进驻北京，不愿意与西洋人同城。

乾隆皇帝的失误不是使中国继续自外于世界多少年，而是使中国问题越到后来越复杂。中西之间不能构建和平的近代国家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重回铜墙铁壁的桃花源，中国事实上始终就没有完全终止与西方的贸易交往，一口通商始终存在，非法的贸易更是朝野皆知，甚至自得其乐，自以为聪明。

非法贸易让中国错过了和平转型的机会，中国没有办法接续明代中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走上一个新的时代，更没有办法完成产业转型、市场开发，没有办法打破“四民社会”，重组社会结构。

中国在被动中日趋被动，特别是贸易失衡之后的鸦片贸易，不仅将人工营造的“康乾盛世”打回原形，而且使中国人在那个时候渐渐有了一种被欺凌的感受。如果我们仔细体会林则徐1839年的言论，就应该承认林则徐的广东之行并不是鲁莽，也不是不懂贸易规则、不懂世界，而是一种忍无可忍的抗争。(www.daowen.com)

林则徐的广东之行如果以胜利结束，相信中国或许能够从头开始，接纳西方，重构中西关系。或者，林则徐如果能像蒋廷黻的另外一种设想，彻底被打败，一败涂地，中国在那个时候或许就会猛醒，就会变革，就像二十年之后中国所走的路。无奈，中国在经历了两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后，签署了一个《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中国又回到宁静的农业文明形态中去了。

到了1860年，中国再一次被英法打败，中国与英、法、美、俄等大国相继签署了《北京条约》，中国终于醒悟，终于迈出了走上世界的步伐。

中国人的活力，中国文明的接纳力量，都是不可思议的强大，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从1911年回望1860年，中国的变化就是不可思议，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政治架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但中国的天、中国的地，都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中国从传统走到了现代，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已经接纳了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一个全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时的中国人终于实现了“世界各族以平等身份待我”的梦想。

直至此时，中国人的历史叙事还没有那么多的抱怨，没有怨妇式的唠叨，即便再过十几年，到了“五四”前后，我们去读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左、中、右各派学者的论述，他们在回望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时并没有抱怨西方，并不认为外部因素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然而不幸的是，20世纪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思潮在那个时代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的中国渐渐地改变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叙述。被侵略、被欺凌的话语渐渐成为近代中国叙事的主流，中国人的心理渐渐被蒙上了一道从来没有过的阴影。

中国文明是一个包容的体系，一百多年的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文明的大度。近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不应该让历史虚无主义继续笼罩，我们应该更多地参照近代西方的历史叙事，重构或者说修正、补充我们过往的历史叙事。

正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我饶有兴趣地翻阅了这部《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这部取材于《伦敦新闻画报》的大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察视角，提供了中国留存文献中漏记、误记的内容，使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还可以这样去论述和讨论。

二十多年前，近代中国史学界受益于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冲击——反应”“传统——现代”模式，开始从中国自身寻找历史发展的因素。今天，我们应该注意“在西方发现历史”，应该从西方的记录中寻找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另一种记录。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竭诚向各位推荐沈弘先生用数年时间精心编译的这部巨著。

马勇，2013年11月16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