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清代初期，汉唐宋元数学著作大多散佚殆尽，偶有幸存者，也流入藏书家手中，一般数学家难以见及，更无遑研究。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乾隆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他聘用一大批有专长、名重一时的文人学者参与编纂工作。三十九年（1774年），戴震被任命为《四库全书》天文算法纂修官。戴氏以整理古代的算学著作为首要任务，他从《永乐大典》中辑得《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周髀算经》等7 种算经，另以汲古阁影宋本《张丘建算经》《缉古算经》和明刊本《数术记遗》共10 种为底本列入《四库全书》。由此，汉唐十部算经整体得以重新面世。同年，由《永乐大典》中辑得的7 种算经又列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1776年冬至1777年春，戴震将这汉唐十部算经重加校勘，交由孔继涵（1739—1783年）刊刻，此即微波榭本《算经十书》。至此，汉唐间的十部算经恢复到南宋翻刻本的规模。

可以说，是戴震开启了传统数学复兴的大幕。对于戴氏这一贡献，阮元在《畴人传》中评价道：

九数为六艺之一，古之小学也。自暴秦焚书，六经道湮。后世言数者，或杂以太一、三式、占侯、卦气之说，由是儒林之实学，下与方技同科。是可慨已。庶常（指戴震）以天文、舆地、声音、训诂数大端为治经之本，故所为步算诸书，类皆以经义润色，缜密简要，准古作者，而又网罗算氏，缀辑遗经，以绍前哲，用遗来学。盖有自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指梅文鼎）下哉。^[26](www.daowen.com)

此外，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也列入了《四库全书》。嘉庆（1796—1820年）初年，阮元抚浙时购得朱世杰的《四元玉鉴》抄本，从此该书有传抄本以及何元锡抄本。嘉庆十九年（1814年），鲍庭博（1728—1814年）刊刻《知不足斋丛书》，将《测圆海镜》《益古演段》收入，并从《永乐大典》中辑得《续古摘奇算法》《丁巨算法》《透簾算法》等三种残卷。道光十九年（1839年），罗士琳（1789—1853年）获朝鲜重刊本《算法启蒙》，立即予以校注出版。郁松年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传刻《宜稼堂丛书》，其中收入了《数书九章》（附宋景昌札记）、杨辉《详解九章算法》残卷（附纂类以及宋景昌札记）、《乘除通变算宝》、《田亩比类乘除捷法》、《续古摘奇算法》残卷，后三种题《杨辉算法》（附宋景昌札记）。至此，宋元间的主要数学著作也大都复显于世。

由于这些数学书籍被重新发现和刊印，当时的学者们读到了中国数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些数学著作，数学知识的总量显著增加，奠定了乾嘉时期传统数学复兴的基础。数学经典被重新研读，使得当时的学者重新认识并理解了传统数学的出色成就及其本身固有的算法理论体系。^[27]传统数学中的一些经典算法，如天元术、开方术、垛积术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艾尔曼认为，18世纪的知识结构塑造了考据学，并影响了人们对新的天文历算之学的理解方式。欧洲科学之所以没有在18世纪的中国得以建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是由于耶稣会士的传播不力，他们的科学传播没有对中国的经学形成挑战，或者为其提供另一种可资替代的学术。^[28]其实就数学而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宋元数学复兴以及数学知识总量剧增，传统数学理论体系得到重新理解和深化，数学家的知识构成得以充实和提高，而欧洲科学在当时并不具备取代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