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五胡乱华”的政治动乱，北方的民间音乐文化趋于衰落，而南朝的“清商乐”给南方的音乐带来生机，在南齐，“清商乐”的兴盛直接影响到了北魏，于是，在南方得到更新的“清商乐”重又传回北方。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后改为元宏）这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极力推行鲜卑游牧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融合政策，不仅推行说汉语、穿汉服、习汉俗，同时在艺术上也非常重视南朝民歌。迁都洛阳以后，魏孝文帝立即着手进一步改革。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如改复姓，变籍贯，同汉族联姻，直至完全依照南齐的制度，拟定北魏的官制礼仪，设立乐官，修订法律，改革官职名称等等，尤其是设立乐官，收声伎，用吴歌、西曲，使南朝音乐艺术在北方流行开来。故《乐府诗集》卷四十四“清商曲辞”序言云：
清商乐，一曰清乐。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后魏孝文讨淮汉，宣武定寿春，收其声伎，得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至于殿庭飨宴，则兼奏之。[113]
可见在北魏孝文帝时，西曲已传至北方，但是，西曲是特定文化环境下的产物，脱离了原生的土壤，而没有得到新的内容充实与艺术更新，后随着北魏的灭亡而在北方悄然消逝。隋代统一中国，西域音乐流行开来，清商乐衍化为隋唐燕乐中的一部分。杜佑《通典》（一四六）记载说唐武后之时宫廷还存有《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西乌夜飞》《估客》《杨叛儿》等曲，但自长安（701—704）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唐代“清乐”朝其他音乐形式转化。对此，《乐府诗集》卷四十四“清商曲辞”序言有较为详细的说明：
清商乐，一曰清乐。清乐者，九代之遗声……遭梁、陈亡乱，存者盖寡。及隋平陈得之，文帝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乃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因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谓之“清乐”。开皇初，始置七部乐，清商伎其一也。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等为九部。而清乐歌曲有《杨伴》，舞曲有《明君》《并契》。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唐又增吹叶而无埙。隋室丧乱，日益沦缺。唐贞观中，用十部乐，清乐亦在焉。至武后时，犹有六十三曲。其后歌辞在者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凤将雏》《明之君》《铎舞》《白鸠》《白纻》《子夜吴声四时歌》《前溪》《阿子及欢闻》《团扇》《懊憹》《长史变》《丁督护》《读曲》《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栖乌夜飞》《估客》《杨伴》《雅歌骁壶》《常林欢》《三洲》《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时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声无辞，《上柱》《凤雏》《平调》《清调》《瑟调》《平折》《命啸》，通前为四十四曲存焉。[114]
上述记载中许多乐曲是西曲，但是随着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文化观念的演变，西曲走完了它由盛而衰的历程，作为南朝“新声”，却成了隋唐“古曲”。但并不意味着西曲就此消亡，唐代的许多诗人刚好喜好这种艺术形式，旧题新翻，或由标题联想而成，赋予了西曲许多新的内涵。
试以描写商人生活的《估客乐》为例，这是许多唐代诗人喜欢吟咏的题材，但它在唐人手中却被赋予了比西曲歌中的《估客乐》丰富得多的社会生活内涵。
据《乐府诗集》卷四十八引《古今乐录》云：
《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和。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犹行于世。宝月又上两曲。帝数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纤，鍮石为篙足。篱榜者悉著郁林布，作淡黄袴，列开，使江中衣，出。五城，殿犹在。齐舞十六，梁八人。[115]
《估客乐》的原创并非描绘商人生活，而是齐武帝做了皇帝以后，追忆布衣时游樊、邓时的一段生活经历，在这段生活经历中令其记忆特别深刻的是对商人水上生活的羡慕，他模仿商人的生活情景，但对商人的真实状况所知甚少。倒是陈后主的《估客乐》“三江结俦侣，万里不辞遥。恒随鹢首舫，屡逐鸡鸣潮。”[116]对浮舟长江，来往经商的贾客生涯是一种真实写照。
西曲歌中除了《估客乐》，还有《三洲歌》《襄阳歌》主要写富商大贾在经商过程中的寻欢作乐以及与女性的离合悲欢之情，而不涉及商人的商业活动，因此，西曲歌中描写商人生活的作品，缺少社会内容的深度。即或是与晋代志怪小说如干宝《搜神记》中的《费季》之类写商人生活的作品比，就表现商人的生活状况而言，也有很大的差别。《费季》把笔墨倾注于商人令人不安的艰险生活：
吴人费季，久客于楚。时道多劫，妻常忧之。季与同辈旅宿庐山下，各相问出（去）家几时。季曰：“吾去家已数年。临来，与妻别，就求金钗以行，欲观其志，当与吾否耳。得钗，乃以着户楣上。临发，失与道。此钗故当在户上也。”尔夕，其妻梦季曰：“吾行遇盗，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行时取汝钗，遂不以行，留在户楣上，可往取之。”妻觉，揣钗得之。家遂发丧。后一年余，季乃来归还。[117]
这一具有超自然色彩的梦境，实际上把商人在经商过程中可能遇到歹人打劫的危险给人造成的恐惧感深印在商人妻的潜意识之中，故有其妻梦“吾行遇盗，死已二年”的梦境，并且其妻确信他死了而有发丧之葬仪，这是对封建时代商人生活艰险一面的一种真实反映。刘宋时代刘义庆的《幽明录》，其中也有一些如《卖粉女》《冯法》《陈仙》《杨林》等作品涉及到商人的生活世界，从不同侧面表现商人的经商生活，也具有一定的深度。
与西曲歌中的《估客乐》《三洲歌》《襄阳歌》，干宝的《费季》，刘义庆的《卖粉女》《冯法》《陈仙》《杨林》相较，唐代诗人不仅明察商人豪华侈靡的生活，更属意商人的经商过程，无论作品的数量、质量还是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六朝及以前的作品。
其中有反映估客经商求利各种窍门的，如元稹的《估客乐》：
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
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
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
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
鍮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石声。
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
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
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
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
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
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惊。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
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勍。
市卒酒肉臭，县胥家舍成。岂唯绝言语，奔走极使令。[118]
商人唯利是图，不讲情感与诚信，奔走四方，贩买贩卖各种商品，以达到营利目的；利用各种手段，巴结逢迎王公贵族，包括县级官吏，打通关节等等，真实地描绘出唐代商人的生活画卷。有的将商人与农民比较，揭示商人的相对特权，如张籍的《贾客乐》：“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119]认为商人不受官府的管辖，比农夫的生活显得自由，也更少受到官府“税多”的盘剥。[120]刘禹锡的《贾客词》也写道：“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心计析秋毫，摇钩侔悬衡。锥刀既无弃，转化日已盈。邀福祷波神，施财游化城。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趋时鸷鸟思，藏镪盘龙形。大艑浮通川，高楼次旗亭。行止皆有乐，关梁自无征。农夫何为者，辛苦事寒耕。”[121]贾客的妻女穿金戴银，他们在外也有人接待、有快活享乐的生活，又有不必纳税的特权，揭示了商人生活优裕的一面。在唐代所有《贾客词》中，刘驾的《贾客词》所选取的角度则别有新意，是少数以同情之笔写贾客生涯的：(www.daowen.com)
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
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
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卷四称刘驾此诗能“以古诗鸣于时”的，较为中肯。这首《贾客词》反映了商人生活真实的一面，从经商的辛劳，行商的艰险，写到商妇命运可悲可怜，丝毫不带主观色彩。民歌味很浓，能唤起读者很多的思索和联想。黄滔的《贾客》也有相似的描述：“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诗中带有对经商者的劝诫之意，但没有刘驾所表现出的对商人经商冒险同情的情感深度。
唐人的《贾客词》总体上都打破了西曲《估客乐》的五言四句的体制，而赋予了更为真切贴近生活的丰富内涵。只有李白《估客行》：“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与齐武帝、释宝月之体完全吻合，而陈后主、元稹、张籍、刘禹锡等人之《估（贾）客乐》或《贾客词》皆非此体，而是改造了古调制成，唯太白有心为之。
在唐代诗人中承继西曲体制与情味最突出的是李白，即使对体制进行改造而又深得荆楚民歌韵味的也还是李白。西曲《杨叛儿》原作是四句：“暂出白门前，杨柳客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李白将其改写为八句：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123]
李白诗与原作相比，描写更加细腻，男女相会时，男歌《杨叛儿》以表达爱意，女子劝新丰酒以表示接受。“柳”、“留”谐音，杨花隐含胡太后《杨白花》诗意：“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零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春去秋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最后以七言“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炉一气凌紫霞”象征两人的激情升华到最高境界，演绎出男女之间的浪漫故事。西曲歌《杨叛儿》言情已属大胆，人性裸露，敞开心扉，李白诗更有使人心荡神摇之处，最后十四字而使乐府之妙思益彰，隐语益显。故明代的文学批评家杨慎说：“古《杨叛曲》仅二十字，太白衍之为四十四字，而乐府之妙思益显，隐语益彰。”[124]
李白《江夏行》沿袭了西曲商人商妇离别悲怨的主题，将商妇情思演绎得动人心扉：
忆昔娇小姿，春心亦自持。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
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
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
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使妾肠欲断，恨君情悠悠。
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
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
适来往南浦，欲问西江船。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
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对镜便垂泪，逢人只欲啼。
不如轻薄儿，旦暮长相随。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如今正好同欢乐，君去容华谁得知。[125]
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生活：“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可没想到丈夫扬州经商，一去三年无音信。看到红妆二八的当炉女，越发感到空闺独守的凄凉，于是“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刻划商人妇的心理活动甚为真切生动，拓展加深了西曲歌的同类主题，同时也保持了西曲歌的情味。如果比较《江夏行》“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与《莫愁乐》“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二者的情景描写何其相似！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云：“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拂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126]
再看李白的《荆州歌》：
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
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
拨谷飞鸣奈妾何。
李白把视角放在“麦熟茧成蛾”的农忙时节，荆州农村女子对丈夫经商未归的深切怀念上来写。以蚕丝的“头绪”双关女子思念丈夫的“头绪”，写出这位思妇无可奈何的情思，含蓄蕴藉，别有韵味。《乐府诗集》卷七十二将其收入梁代宗夬《荆州乐》之下，题注曰：
《荆州乐》盖出于清商曲江陵乐，荆州即江陵也。有纪南城，在江陵县东。梁简文帝《荆州歌》云：“纪城南里望朝云，雄飞麦熟妾思君”是也。又有《纪南歌》，亦出于此。[127]
此诗乃拟梁简文帝《荆州歌》，虽然梁简文帝全诗虽己不可见，但从《乐府诗集》保留的两句看，它们均押韵，且不对偶。则李诗句句用韵、不对仗似应出于此。且本诗古貌盎然，故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载明人批语曰：“质俚近古歌谣，风味固长。此等诗极难学，更着一毫粉饰不得。”《唐宋诗醇》又曰：“古质入汉，得风人之遗韵。”其书又引桂临川语曰：“李诗短章，若《荆州歌》等作，俱出风雅，可以被之管弦者也。”[128]
出于李白天马行空的自由精神与自由不拘的审美选择，诗体自由，无格律束缚的乐府旧题正符合他的味口，他的许多诗歌在主题、题材、语言等方面都受到乐府民歌的影响。他的《蜀道难》《将进酒》《子夜歌》《江夏行》《估客行》《杨叛儿》等诗，对乐府进行了创新，或者沿用乐府古题，或者另翻新意，将自己的浪漫个性融入其中，故清人赵翼《瓯北诗话》云：“青莲工于乐府。盖其才思横溢，无所抒发，辄借此以逞笔力，故集中多至一百五十首。”[129]西曲歌在乐府旧题中深得李白钟爱，他在接受西曲歌的过程中，不仅得到了灵感和启发，更在于他创作的内容上得到拓展，艺术形式上得到创新。下层人民的社会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情感、心理，在李白这类诗歌中得到了真实细腻的表现，而又不失西曲歌的情味，可以说，西曲歌在李白手上保有清新、健康、明朗、婉媚而不流于淫靡的特色，而又加入富有唐代风味的艺术元素，从而使其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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