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由于荆楚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加上江汉平原乃鱼米之乡，物产丰盛，商业发达，使荆州成了与扬州媲美的商贸繁荣之地。以至于《南齐书·州郡志》有“江左大镇，莫过荆、扬”之说。商贸繁荣，自然带来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手工业。伴随商业贸易繁荣的直接效应，就是各种休闲娱乐形式如雨后春般地蓬勃兴起。李延寿在《南史·循吏传》的序论中描写宋、齐盛世之时说：

方内晏安，氓庶蕃息……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永明继运……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88]

显然，西曲与吴歌一样，同是商贸繁荣直接催生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直接主导者也自然是以皇帝、贵族、官吏与商贾、大地主等为代表的权力或金钱的拥有者，以及附生在这些人生活之中的歌妓、舞女、船户和一般市民，南朝民歌，大部分就是城市商贸繁荣中休闲娱乐需要的产物。

长江沿岸从江陵到夏口、建康，或由夏口沿汉水经石城，到宜城、襄阳，水陆交通十分方便，所以荆楚之地出现了以荆州、钟祥、襄阳、夏口为代表的商业城市。秦楼楚馆中的灯红酒绿、轻歌曼舞是商业城市生活的内容和特色，吸引着贩运途中的商人、估客、游子借此休闲娱乐。西曲中娼妓歌女的诗，诗人和乐工为娱乐宴会的需要而写的情诗，如《襄阳乐》《石城乐》《寿阳乐》《江陵乐》《寻阳乐》等等都是商业城市文化的产物，流露出商业城市的气息和情调。这种气息与情调在当时许多诗人的作品中也有反映。如梁简文帝的《大堤》：

宜城断中道，行旅亟留连。出妻工织素，妖姬惯数钱。炊雕留上客，贳酒逐神仙。

由此可见在宜城一带，不仅有“出妻”所工的织素，更有令游客留连忘返的“妖姬”、“神仙”这种“花艳惊郎目”的大堤景观，这种大堤景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墨子·明鬼》中所说的“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89]不能说荆襄之地的大堤景观完全没有这种文化的遗存，因为《太平广记》中所记载的郑交甫游汉江遇神女的故事，^[90]显然是这种文化遗存的潜形表现，桑林、云梦这样的高禖之地是古代男女相会的场所，因远古时代的生殖崇拜，民间有男女私会之俗，甚至帝王也作出表率，《尚书·尧典》云：“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91]于是，“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92]说明仲春时节，天子携妃嫔至高禖之地，模仿鸟兽交，所幸者授予“桑弧蓬矢”，以祈求生育。在楚地更是有“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93]的巫觋文化习俗，“其始也，以人之道事神；其继也，以事神之道事人，固理之所必然，而势之所必至也。士女袨服，目挑心招……”^[94]男女情事成为一种自然现象。楚风浪漫，少有拘束，沿袭至南朝，形成令游客留连忘返的“花艳惊郎目”的大堤景观也就不足为奇了。直到唐代，著名宰相张柬之赋《大堤曲》云：

南国多佳人，莫若大堤女。玉床翠羽帐，宝袜莲花距。

魂处自目成，色授开心许。迢迢不可见，日暮空愁予。^[95]

一幅陶醉于故乡襄阳大堤女的情态依稀可见，只是因为距离遥远，故有“迢迢不可见，日暮空愁予”之叹。当然，时至南朝，荆襄之地的大堤景观更具有商业城市的时代特点。张长弓先生说：

吴歌是吴中民间歌谣，西曲是出于荆郢樊邓间的民歌，它们都是产于具有商业地理的地区，所以把它们当作反映商业经济生活的讴歌，是可以得到更多的了解……在晋宋齐间，商业风气风靡了社会，荆郢樊邓一带是商业的繁荣地区。凡是商业繁荣的地区，往往充满了官僚、地主、豪商、牙行以及淫邪子弟，淫妇妖女，男女淫乐。^[96]

繁荣的城市商业贸易，为人们提供了比较丰富的物质生活。儒学衰微所带来的开放的社会形态，也为男女社交提供了自由广阔的活动空间。即或小城镇，或乡村草市，也出现大量与商贸活动相伴相随的娱乐歌舞，据《南史·循吏传序》记载：宋武帝时“凡百户之所，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乡邑集市出现的一些歌舞娱乐节目本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传统，但在南朝却出现了更为开放的形态，虽然与“充满了官僚、地主、豪商、牙行以及淫邪子弟，淫妇妖女，男女淫乐”的大城市具有很大的不同，但也说明了商贸活动与人们休闲娱乐可谓如影随形，相伴相随。

永嘉之乱以后，长江流域的江南成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扬州、荆州、襄阳等许多以商业贸易为主的新兴城市崛起，也促成了商人群体的崛起。《隋书·食货志》云：“人竞商贩，不为田业”，《宋书·周朗传》亦云：“商贩之室，饰等王侯。”商人群体崛起的地区，意味着这一区域内人们重农轻商观念的彻底改变。如果说在西晋时，还有对商贾歧视性的规定，如《晋令》规定：“侩卖者皆当着白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97]如此双足异履的特殊装束，也就在于表明他们低人一等。那么，在南朝，这种状况则完全不存在了，谢灵运在其《述祖德诗二首》序中把以范蠡为代表的商人称为“达人”、“贤达”，甚至“君子”，庾信《对酒歌》说：“人生一百年，欢笑惟三五。何处觅钱刀，求为洛阳贾。”《幽居值春诗》说，“钱刀不相及，耕种且须深。长门一纸赋，何处觅黄金”等等，均可见当时人们把经商作为人生的志趣和追求。如果说作为皇帝的萧宝卷在城中街道上“相聚为市，贩死牛马肉”，死到临头还不忘做生意，传为笑柄，那么，上行下效，贵族大臣和地方官吏利用职权兼营商业却是非常普遍之事。西汉晁错曾指斥当时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丝履曳缟”，^[98]商人成为政治家抨击的对象，至六朝则不然，权贵亲自做商贩，不少人是亦官亦商。不仅南方情况如此，北朝也是“富商大贾朝夕填门，朝士不知廉耻者相附会，甚者为其假子，与市道小人同在昆季之列。”^[99]富商巨贾与朝士的关系到了称兄道弟的地步，六朝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已是昭昭然也。事实上历朝历代的封建政权并不刻意抑制富商巨贾。秦始皇贱商，却令富商乌氏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又为蜀地富婆清“筑女怀清台”，使她几代人都享有很高的利益，以至于二人名显天下。^[100]刘邦的时代，富商大贾照样“乘坚策肥，丝履曳缟”，以至于晁错感叹“今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六朝时代的洛阳，工商殖货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车马服饰，拟于王者。”^[101]

六朝时代，随着商人地位的提升，商人群体的扩大，与之相关的爱情与情爱生活必然要在西曲歌中表现出来，这也是西曲歌与吴歌极不相同之处。

释宝月《估客行》：

大艑坷峨头，何处发扬州。借问艑上郎，见侬所欢不？

初发扬州时，船出平津泊。五两如竹林，何处相寻博。

商人即将开着货船到扬州去做生意，女人看到富有的商人借以调情，这种情态在商人生活中是颇为典型的，以致于使一位和尚兴致盎然而写成此歌。唐人元稹仿作《估客乐》云：“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102]金钱与女人是商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两项内容，可以说是元稹对商人生活作了极好的诠释。

还有如《襄阳乐》七：

扬州蒲锻环，百钱两三丛。不能买将还，空手揽抱侬。

男子去了一趟扬州回来，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了本，回家时因为没钱买蒲锻环，揽抱着妻子，表示歉意。这种商人生活也在西曲歌中真实地反映出来。(www.daowen.com)

从西曲歌的曲调来看，也非常典型地反映出商业文化的气息，如《江陵乐》《得阳乐》《襄阳乐》《寿阳乐》《石城乐》《三洲歌》都是以地名为曲名。这些地方都是长江或汉江沿岸的城市，或为货物转运站，或称为货物集散中心，那么，以这些商业城市作为曲名更能反映以商业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生活。唐代刘禹锡仿西曲《大堤曲》作《堤上行三首》：

其一：

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

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

其二：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

《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

其三：

长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

日晚上帘招贾客，轲峨大艑落帆来。^[103]

关于大堤的位置，清人王琦注李太白《大堤曲》有云：“《一统志》：大堤在襄阳府城外。《湖广志》：大堤东临汉江，西自万山，经澶溪、土门、白龙池、东津渡，绕城北老龙堤，复至万山之麓，周围四十余里。”^[104]唐代的大堤是商旅荟萃之地，所以多声伎歌酒之娱、南来北往之人，是十分繁华热闹的地方。从中可见唐代的襄阳仍然保持着南朝时期的商业繁荣，堤上的酒舍、旗亭、楼宇鳞次栉比，江中的轲峨大艑连樯拥挤，从早到晚，行人甚多，以至于出人员拥挤，急着争渡的情景。歌女们伴随着贾客的到来，更是“《桃叶》传情《竹枝》怨”，一番轻歌曼舞，渲染出商业城市特有的浓烈的文化氛围。

当时荆州、襄阳等荆楚之地商贾云集，为天下最为富庶之地，原因就在于永嘉之乱引起豪族迁徙而来，据《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二“均州”》记载“襄州”云，襄阳郡属南雍州，该州之设置，是因“永嘉之乱，三辅豪族流于樊沔，侨于汉水之侧，立南雍州，因人所思，以安百姓。”^[105]如“雍州始平郡流人出在襄阳，江左因侨立始平郡以领之，寄理襄阳。”《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亦云：“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106]荆襄既为豪族集中之地，必然是富商巨贾竞趋之所，富商巨贾与豪族是因利益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集团，富商巨贾为豪族服务，也从豪族那里得到社会支持而获取暴利。这两个利益集团的附生之物自然是那些娼妓、歌女、思妇，以及由他们一起抒写男女情爱或爱情为主的歌谣。

此外，荆楚之地江河湖泊星罗棋布，水路纵横，舟楫便利，社会安定，物产丰富，商业发达，适宜的经济、文化土壤，造成了大量西曲歌的应运而生。时至唐代，荆楚之地的经济景况虽不如齐梁时代，但仍然是“章台玉颜年十五，小来能唱西梁曲；教坊大使久知名，郢上词人歌不足”^[107]的景象。孟浩然也曾有诗云：“羊公岘山下，神女汉皋曲……轻舟恣来往，探玩无厌足；波影摇妓钗，沙光逐人目。”^[108]可见唐代的襄阳仍然葆有令人迷恋的特殊景象。所以郑振铎在其《中国俗文学史》中说：

我尝有一种感觉，觉得吴声歌曲富于家庭趣味，而西曲歌则富于贾人思妇的情趣。这大约是因为太湖流域的人，多恋家而罕远游；且太湖里港汊虽多，而多朝发可以夕至的地方、故其生活安定，而少流动性。长江中流荆楚各地，为码头所在，贾客过往极多，往往一别经年。相见不易，思妇情怀，自然要和吴地不同。^[109]

随着时光的流逝，伴随着商贸繁荣的休闲文化景象如烟云散去，却令后来的文人们抚尽追昔，生发出“物是人非”的无尽感叹。如明代的王士性曾有一篇《吊襄文》云：

去之郡城，遂行大堤，白水满江，平沙如砥，明月芳草，王孙路迷，谁家女郎，蹋歌连袂，盖余荫乔木，诵错薪，而知江汉之好游也自昔记之矣……婆娑乎断碑残碣，眄睐其故址荒坟，俛仰今昔，有不为之泣下沾襟者乎？^[110]

时至明代，荆襄一带的大堤景观已荡然无存，却更激起后世文人的感事伤怀，这也说明，当年的景象曾令人们保持着多么深刻的记忆！

综上所述，皆为西曲歌繁荣于荆楚之地的主要的政治、文化、地理、经济因素，除了上层统治者的好尚、“新变”的文学思潮、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以及繁荣的商业经济等构成了西曲歌繁荣的土壤条件，荆楚文化区域内本来就保存着浓厚的“尚情”之风，西曲歌不过是在其基础上所产生的新的衍化而已。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说：“哀窈窕而思贤才，咏汉广而思游女，屈、宋之作，于此起源”。^[111]《诗经·周南·汉广》云：“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把一位年轻男子面对浩渺汉水对岸的“游女”，情思缠绕，将无以解脱的企慕情怀写得忧伤感人。屈原《九歌》清高丽曲，备尽情态。写湘君、湘夫人远望相思，观流水以流涕，写山鬼在孤独等待中“思公子兮徒离忧”，神人之语实诉世间男女情肠。宋玉《高唐》《神女》超越巫觋文化的原始形态，以赋的形式塑造出“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既温柔多情，又庄重矜持的美妙绝伦的神女形象。到南朝时的西曲歌，描绘和抒写商业社会、市井生活中下层人民鲜活的情爱与爱情，以及结合劳动特点来描写爱情的开朗明快的笔调，更是别有一番情味。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文学思潮、地理特性与经济状况等诸因素探讨西曲歌繁盛的原因，对于我们认识西曲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荆楚民歌的发展衍变历程，确实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