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曲形成和兴盛之地在今湖北的荆州、钟祥、襄樊与河南邓州一带，也就是荆楚文化的核心地带——江汉之间。南朝时期，荆州和扬州是长江之滨著名的大都市，“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72]这段史实讲的是在政治斗争中一种行政处置的方法，但它所说的荆州与汉代包括两湖以及今南阳盆地的荆州为同一地域概念，“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可以想见当时荆州在全国的地位。“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73]西曲歌发端于荆州，咏唱江陵之情事，是与荆州独特的人文、地理、经济条件分不开的。襄阳在汉献帝初平元年刘表任荆州刺史时的治所所在，^[74]古有“北楚”之称，跨荆、豫两州，现存襄阳城东的关帝庙碑文云：“夺方城之毓秀，得北楚之钟英。”史称：“刘表雍容荆州，坐观时变，自以为西北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俊杰也。”两晋时的山简、王敦、陶侃、桓温、苻坚等名将先后长期牧守襄阳。^[75]梁代的武帝、文帝从襄阳起家而登皇位，因此而形成冠盖满襄阳而有“冠盖山”、“冠盖里”的人文景观。以《太平御览》的记载为例：

襄阳郡岘首山，南至宜城百余里，其间雕墙峻宇，闾阎填列。汉宣帝末，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家，珠轩骈辉，华盖连延，掩映于大山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敕号“大山庙”，道为“冠盖里”。^[76]

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二中也说：

荆、襄山川平旷，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气象，为东南交会处，耆旧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变，则正是兵交之冲，又恐无噍类。^[77]

正表明襄阳之特殊的人文地理位置。正是这种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才具有了自刘表至梁文帝其间形成荆州学派的条件。据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记载：

有汉荆州牧刘君［稽古若时，将绍阙绩，乃称曰］：……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余人。于是音幼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78]

这里所谓“文学”，包涵了“六经”、“礼物”、“八音”、“律吕”、“纪历”、“弄法”等各方面的内容。从王粲的记载来看，可见当时以襄阳为首的荆楚之地人文之盛。

襄阳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西接川、陕，东临江汉，南通湘、粤，北达宛、洛，唐代诗人王维《汉江临泛》所谓“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形象地描绘了襄阳独特的地理优势，所以，当时无论是沿汉水而下从西北入境的商贾，还是东南溯汉水而上的游客，皆至襄阳停歇，襄阳便成为连接南北的重要商业城市，并且，当时的交通工具也很便利，据《天工开物·杂舟》记载：“江汉课船，身甚狭小而长，上列十余仓，每仓容止一人卧息。首尾共桨六把，小桅篷一座。风涛之中恃有多桨挟持。不遇逆风，一昼夜顺水行四百余里，逆水亦行百余里。国朝盐课，淮、扬数颇多，故设此运银，名曰课船。行人欲速者亦买之。其船南自章、贡，西自荆、襄，达于瓜、仪而止。”^[79]这里所说的章、贡二水，指今之赣江流域，瓜、仪二州，即瓜洲、仪真，今江苏扬州一带，可见当时交通辐射范围。

西曲歌在襄阳流行的曲目甚多，如《襄阳白铜鞮》，是一种载歌载舞的儿歌，小儿足胫系以铜铃，双足踢踏，歌声与铃声相应。在唐代还能见到它的遗风，李白在《襄阳曲》中有“歌舞白铜鞮”之句。另一首《襄阳歌》也有类似的描绘：“襄阳小儿齐拍手，栏街争唱白铜鞮……”可见襄阳的儿歌给诗人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襄阳历来是军事重镇，在南朝时期总是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元嘉二十六年，《襄阳乐》的作者刘诞刚出镇襄阳，当时宋文帝刘义隆“欲大举北讨，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80]在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后，人员广增且又有经济外援，可见襄阳当时的地位。刘诞为当时襄阳最高长官，“性恭和，得士庶之心”。^[81]他所制的《襄阳乐》源于民间，却在当时广为流传。元嘉二十八年刘宋北伐结束后，随着刘诞被调回建业，后又出任会稽太守，《襄阳乐》也随着他传至吴地。从《襄阳乐》中所谓“人言襄阳乐，乐作非侬处。乘星冒风流，还侬扬州去”来看，刘诞并非对襄阳有好感，但他出于工作的需要，不得已到襄阳，而对襄阳的民风民俗很有兴趣而作《襄阳乐》，曲中所说的“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扬州蒲锻环，百钱两三丛。不能买将还，空手揽抱侬”；“女萝自微薄，寄托长松表。何惜负霜死，贵得相缠绕”；“恶见多情欢，罢侬不相语。莫作乌集林，忽如提侬去”等，就是对襄阳民间风情最好的记录。^[82]我们仅从刘诞作《襄阳乐》的具体情况，即可明了襄阳之所以成为西曲歌的昌盛地之一，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深有关系。

长江、汉水贯通荆楚大地，而荆楚乃水乡泽国，河湖港汊甚多，城市与城市之间，水上交通非常频繁便利。人民因水而居，因舟而渔，水边生活、船家风情自然十分浓烈，从而自然形成以水为主导的民风民俗，这正是滋生西曲的文化土壤。这些民风民俗集中表现于长江与汉水之滨的许多重镇，那么，西曲歌歌词内容也大都反映水路商贾与家人或情人的离愁别绪也就成为极其自然的文化现象了。如《三洲歌》三首，就是商人歌，《乐府诗集》引《唐书·乐志》云：“《三洲》，商人歌也。”又引《古今乐录》云：“《三洲歌》者，商客数游巴陵三江口往还，因共作此歌。”^[83]

独特的人文环境与地理环境，使荆楚文化具有发散性与交融性。在春秋时代，晋人已能歌“南风”，《左传》载晋人闻楚师北伐，晋乐师师旷歌卜吉凶后说：“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足见南楚之歌曲已经传至北方晋国了。在屈原的时代，《楚辞·招魂》就有楚人接受各地音乐舞蹈的记载：“吴歈蔡讴，奏大吕些。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放陈组缨，班其相纷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84]吴地的民歌、蔡地的歌曲，郑、卫舞蹈，已在楚国流行。单就楚与蜀的关系而论，自荆州溯长江而上经枝城，过宜昌，入三峡，达巫山奉节，借舟楫之便，古往今来文化交流就十分频繁。古川东的万县、奉节等地为荆州府管辖，荆州与鄂西、川东之民不仅同用北方语系中的西南官话，而且风俗接近，《华阳国志·巴志》所谓：“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85]《汉书·地理志》所谓：荆楚“与巴渝同俗”，清末杨毓秀《东湖竹枝词》所谓“岷江千里折流东，江绕孤城万壑中。暂驻鞧轩问乡俗，楚风半杂蜀人风”是也。所谓“楚风半杂蜀人风”，是说楚地多蜀地风俗。从荆江在历史上多有“蜀江”之称即可说明^[86]。王建《江陵即事》云：

瘴云梅雨不成泥，十里津楼压大堤。

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

从“蜀女”、“巴童”来看，亦可见人员交往之多。到宋代，交往更甚，陆游《荆州歌》云：“沙头巷陌三千家，烟雨冥冥开橘花。峡人住多楚人少，土铛争饷茱萸茶。”言沙市居民中，到了峡人多楚人少的程度，显然诗的夸张手法，不完全能成为依据，但亦可见巴蜀之民在荆州、沙市的人口之众。

荆楚文化对蜀地文化的影响在后来的许多文献中记载甚详，如光绪年间编的《大宁县志》卷一“地理·风俗”云：“为蜀边陲，接壤荆楚，客籍素多两湖人，风尚所习，由来久矣。故《玉山堂记》谓：‘地近巴夔，有楚遗风。’”《奉节县志》卷十七“风俗”云：“地与楚接，人多劲勇，有将帅材。籍商贾以为国，有楚遗风。”如果进一步追索，宋玉《对楚王问》中所说到的《巴人》之歌，当时和之者数千人，早在战国时期巴蜀民歌就流行于楚国都城了。同时，楚人的音乐也流传于蜀地，据《华阳国志·蜀志》的一段记载断句为：“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87]楚地有巴人的乐曲称为《巴人》，蜀地有楚人的乐曲称为《荆》，楚人尚赤，巴人亦尚赤，可见巴蜀与荆楚文化交融之一斑。(www.daowen.com)

时至唐代，“巴歌”已不在流行，孟浩然《同曹三御史行泛湖归越》曰：“秋入诗人意，巴歌和者稀。”刘希夷《巫山怀古》云：“猿啼秋风夜，雁飞明月天。巴歌不可听，听此益潺湲。”白居易《登城东古台》：“迢迢东郊上，有土青崔嵬。不知何代物，疑是巴王台。巴歌久无声，巴宫没黄埃。”但是，由于刘禹锡、白居易两人都有被贬谪巴山楚水的共同经历（刘寓居夔州，白寓居忠州），对当地流行的竹枝民歌不仅饱闻，而且学会了咏唱，直接参与巴地的民歌创作，遂使《竹枝词》流行起来，并且很快就在楚地传播开来。如顾况《早春思归有唱竹枝歌者坐中下泪》云：

渺渺春生楚水波，楚人齐唱竹枝歌。

与君皆是思归客，拭泪看花奈老何。

刘禹锡《阳山庙观赛神》云：

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

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

李商隐《河阳诗》亦云：

楚丝微觉竹枝高，半曲新辞写緜纸。

刘商乃唐代大历诗人，他在《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中云：

巴人远从荆山客，回首荆山楚云隔。

思归夜唱竹枝歌，庭槐落叶秋风多。

曲中历历叙乡土，乡思绵绵楚词古。

根据这些诗句之所云，竹枝词虽为巴渝民歌，却与古代楚国民歌颇有渊源关系。并且后来经孙光宪、皇甫松等人加上和声，使荆南的“竹枝词”更具有楚风楚韵。

在漫长的历史文化进程中，由于地域内的重合交叉，文化内核中的深层融合，民族间的联姻通婚以及习俗上的涵化混同，使西曲歌自然会在人民大众的生活交往中从此地流向彼地，由原生态变成再生层。蜀地多楚歌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西曲也会自荆襄沿江汉随商贾们东去长江下游的各地区，故西曲虽生发于荆楚之地，但在其流播过程中，辐射周边区域，吴歌与之非常相似之处，也有相互融汇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