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出现要求“新变”的文学思潮，也是西曲歌繁荣的一项重要因素。所谓“新变”，就是要求当时的文学有革新与变化。对此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有最明白的说明。他对汉魏以来作家作品的特点作了一段评价后说：

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他认为历史上著名作家能够得名，就在于他们不断创新以求变化。这个观点本身并不错，关键在“新变”的方向与内容。除了萧子显，南朝主张“新变”的还有沈约、张融、萧纲、萧绎、徐陵等人。这些人要求“新变”各有努力的方向，有的人在声律上作“新变”的努力，如齐梁文学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沈约，与王融、谢脁创造永明体，在当时就是被作为“新变”看待的。《梁书·庾肩吾传》说：“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62]有人则以作“宫体诗”作为文学的“新变”，如以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为代表的宫体诗人群体就是如此，《梁书·徐摛传》云：“（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63]所谓“不拘旧体”，包含了永明体在内，但“宫体”当然不同于永明体。再以陆机《文赋》为例，他也明确表示：“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把自觉地创新作为写作指导思想。其实，要求“新变”的文学思潮始于三国时代的曹丕，他的《善哉行》：“悲弦激新声”、《于谯作诗》：“弦歌奏新曲”，表现对“新曲”的热爱显而易见。曹丕对“新变”的内容与方向说得最明白的是《大墙上蒿行》：“女娥长歌，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是《善哉行》其二：“有美一人，婉如清扬。妍姿巧笑，和媚心肠。知音识曲，善为乐方。哀弦微妙，清气含芳。流郑激楚，度宫中商。感心动耳，绮丽难忘。”虽然是对俗乐的欣赏与赞扬，将其“新变”的审美观表露无遗。当然，这只是“新变”之始，到了齐梁时代，以梁简文帝萧纲为代表，直接宣示对文章写作的看法，他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64]认为文艺创作与思想道德没有任何关系，不要太拘束，所以他反对文学宗经重道的倾向，于是在《与湘东王书》中云：“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65]不仅反对宗经重道，而且对前代优秀作家作品，既要学习，更要变化。他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说：

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沈咏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66]

这种“吟咏情性”、“寓目写心，因事而作”的观点，在《劝医论》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则多须见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须寓目，详其去取，然后丽辞方吐，逸韵乃生。”^[67]“寓目写心”说的提出，反映了新变派对新鲜的现世生活感受的重视。以梁简文帝《乌栖曲》为例：

浮云似帐月成钩，那能夜夜南陌头。

宜城醖酒今行熟，停鞍系马暂栖宿。

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倡家。(www.daowen.com)

倡家高树乌欲栖，罗帷翠帐向君低。

织成屏风金屈膝，朱脣玉面灯前出。

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自前。^[68]

写晚宿倡家香艳环境，倡家女的万种风情，也确实够“寓目写心”的了。

萧绎是新变派的有力支持者，其理论和创作都与萧纲相近，他在《金楼子·立言》中云：“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69]萧纲、萧绎兄弟的文学观非常接近，萧绎本人就写了很多宫体诗，收录在《玉台新咏》中。萧纲《与湘东王书》、萧绎《与刘孝绰书》《金楼子·立言》，和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都提倡以“吟咏情性”为诗歌本质。“吟咏情性”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相背离，而以抒写个人的喜怒哀乐为主，写眼前景，发心中情，这是一种文学的自觉，体现的是文学观的进步与发展。

主张“新变”的文学思潮引导文学创作的直接成果，一是永明体“四声”、“八病”的讲究，促成了诗歌格律化的正式形成；二是以宫体诗代表的《玉台新咏》问世，《隋书·经籍志》说：“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70]三是吴歌西曲的繁荣。《乐府诗集》卷四十四“清商曲辞”云：“民谣国俗，亦世有新声。”南朝不仅以皇帝为首的皇室成员、王侯贵族带头进行吴歌西曲的创作，许多文人士大夫争相仿效，即或是与谢灵运、颜延之合称“元嘉三大家”的鲍照，也仿“委巷中歌谣”之类的俗体，创作《代白纻曲》，其中“朱唇动，素腕举，洛阳少童邯郸女。古称渌水今白纻，催弦急管为君舞。穷秋九月荷叶黄，北风驱雁天雨霜，夜长酒多乐未央。”^[71]显然是学习清商新乐的成果。本来在荆楚之地就有喜唱情歌的传统，南朝时代主张“新变”的文学思潮，加上荆、郢、樊、邓之间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与商业文化的发达，从而提供适应“新变”的环境，深得民众喜爱的西曲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其实不独诗，文、赋等也都出入声色，极绮靡之能事。陶渊明的《闲情赋》、江淹的《丽色赋》、沈约的《丽人赋》、徐陵的《鸳鸯赋》、庾信的《荡子赋》等等，绮语闲情，轻艳流荡，都是这一时代“新变”文学思潮催生的文学作品，西曲歌不过是民间新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