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曲歌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与上层统治者对俗乐的好尚深有关系。从西曲歌的作者群体来看，大部分作品皆出自帝王、贵族之手，梁简文帝作《乌夜啼》《乌栖曲》；梁元帝也有《乌栖曲》；梁武帝作《襄阳踏铜蹄》《杨叛儿》，还有仿吴歌之作《子夜四时歌》《欢闻歌》《团扇郎》《碧玉歌》等，就连他的内人王金珠、包明月也都有仿吴歌的作品；齐武帝作《估客乐》；陈后主作《乌栖曲》《三州歌》《杨叛儿》。贵族如宋臧质为竟陵内史时作《石城乐》；宋临川王刘义庆为南充州刺史时作《乌夜啼》；宋南平穆王刘铄为豫州刺史时作《寿阳乐》；宋随王诞为雍州刺史时作《襄阳乐》；宋沈攸之发兵荆州时作《西乌夜飞》。由此可见上层统治者对俗乐的青睐程度。

南朝和汉代一样设有乐府机构，负责采集民歌配乐演唱。西曲也好，吴歌也好，也都是通过乐府机构采集而保存下来的。同样是采集民歌，但各自的目的不同。汉代采集民歌的目的如《汉书·艺文志》所言：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53]

故汉乐府中反映老百姓生活疾苦的作品居多，如《饮马长城窟行》，写的是家人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反映了人民被征在外或被迫离乡背井的痛苦；《妇病行》抓住病妇临终托孤和丈夫为饥儿乞讨求饮的情节，揭示出汉代人民的悲惨境况；《孤儿行》通过孤儿遭兄嫂虐待的典型事例，以揭露社会之黑暗。而南朝统治者采集民歌则出于满足其纵情声色的需要。《南齐书·萧惠基传》云：“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54]汉魏之世的雅乐因陈旧而缺少生气，故而不为统治者所喜欢，而南方民间产生的新声歌曲，正适合他们的味口，于是府乐机关为了适合统治者对生活情调的好尚，对那些发于男女恋情的歌唱进行采集、润色，甚至直接参与拟作，以供皇帝、贵族之所好。据历史文献记载，宋后废帝时户口不满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55]齐高帝“幸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56]齐武帝“后宫万余人，宫内不容，太乐、景第、暴室皆满，犹以为未足”^[57]，《通典·乐典》说他又亲“制《估客乐》，使太乐令刘瑶管弦被之。”齐东昏侯酷爱俗乐，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嗜欲，“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供太乐主衣杂费。”^[58]“（梁）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妓各一部，并华少，赉（徐）勉，因此颇好声酒。”^[59]当时的统治者有两种相反的心理，好雅乐又喜新声，好雅乐者，想追踪先代之承正统之局也，但郑声又谁人不爱？沈约编撰《宋书》，批评《襄阳乐》《寿阳乐》《西乌夜飞》淫哇不典正，可是他自己也写民歌风格的小诗。上有所好，下有所效，帝王及王室成员引领当时社会对俗乐爱好的风气，流风所至，艳俗之情愈炽，西曲歌的尚情之风获得了滋生繁荣的政治土壤。

处于上层社会的统治者把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娱乐的审美倾向由来已久，早在曹魏时代，“三曹”、“七子”的邺下风流，就有大量描写贵游活动的诗赋；西晋贾谧的“二十四友”、石崇的金谷唱和也是典型的娱乐文艺圈，石崇《思归引》说：“……终日周览乐无方，登云阁，列姬姜，拊丝竹，叩宫商，宴华池，酌玉觞。”^[60]这可视为这种娱乐文艺圈的生活写照；东晋王羲之等人的兰亭宴游诗以及南齐产生的永明体都有很强的娱乐性。那么，从梁代开始，吴歌、西曲等大量俗曲进入宫廷音乐系统，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得到上层社会的统治者与文人的普遍认同，是因为有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土壤。在这种意义上说，吴歌和西曲虽然产生于民间，它的发展却是伴随着统治者的这种娱乐爱好而逐渐兴盛起来的。(www.daowen.com)

爱好乐舞孕育出了宴游崇侈的社会风气，而这种社会风气已表明传统人文精神和道德向度的改变，沈德潜《说诗晬语》所谓：

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61]

正因为如此，西曲吴歌的兴盛，是对传统人际伦理和两性共存生态关系的解构，和对两汉时期形成的创作方式、审美习惯的改变。在这种环境中，西曲与吴歌一样，脱离吟诵的境界而进入放歌的状态，其功能也更侧重于抒发非常感性的对异性的情感。出于统治者对世俗生活的需要，西曲歌的繁盛有了一块最好的政治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