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曲与吴歌的差异性产生的原因有多种：

首先，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关系甚大。自永嘉之乱，造成了中原汉人的大量南迁，据《宋书》卷三十五志第二十五《州郡》记载：“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晋、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遣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地。”^[49]大规模的“遣民南渡”，形成荆、扬二州人口激增，《宋书·何尚之传》所谓“荆、扬州，户口半天下。”人口的激增，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宋书·沈昙庆传》说：“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覆衣天下。”^[50]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安定，也必然产生南北地域文化的融合，但是由于荆楚与扬、吴地域环境的不同，使西曲歌中更多地杂有中原曲调，从而直接影响其审美情调也就成了很自然的现象。吴地音乐又被称为“吴歌”、“吴谣”、“吴歈”。陆机有《吴趋行》一诗，吴趋即吴歙、吴歌。崔豹《古今注》：“吴趋曲，吴人以歌其地也。”《宋书》卷一九《乐志一》解释说：“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诗中写道：“楚妃且勿叹、齐娥且莫讴。四坐并清听，听我歌吴趋。”^[51]楚妃之叹、齐娥之讴与吴人之趋，都是一种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音乐，因作者是吴人，所以对吴趋情有独钟，认为其更有特点。

其次，与当时南北对峙的政治形势关系最为相关，建业乃南朝国都，帝王、贵族集中之地，而荆、郢、樊、邓远离中央，与北方民间在商贸方面的交流比较多，虽然梁元帝萧绎曾建都江陵，但后被西魏与北齐夹攻，萧绎的江陵政权灭亡。在南朝（420—589）169年的时间之中，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相对时间比较短暂。荆雍本是南朝汉人和北方胡人边境相接，人口杂居之地，人文环境自然也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要多于建业，因此吴歌中的女子珠光宝气、雍容华贵，柔媚者甚多，西曲歌中的女子勇敢果断、性格坚强，自然质朴的一面接近北方民歌，与受其影响不无关系。(www.daowen.com)

当然，从抒情的主要特点而论，吴歌与西曲互为影响^[52]，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同为水乡泽国的自然环境，相同的语用词汇及表达方式，有时使人难以区分。楚与吴的关系在历史上总是“吴楚”联称，不仅地缘上“吴头楚尾”相联，甚至楚语和吴语都曾被看作同一种方言，陆法言《切韵》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这里的“河北”指“燕赵”，“江南”指“吴楚”，可见吴楚语言文化的同源性。正因为如此，二者经常混淆，如吴歌中的《黄竹子歌》：“江边黄竹子，堪作女儿箱。一船使两桨，得娘还故乡。”本为《江陵女歌》：“雨从天上落，水从桥下流。拾得娘裙带，同心结两头。”《乐府诗集》注引唐代李康成的话说：“《黄竹子歌》《江陵女歌》，皆今时吴歌也。”《乐府诗集》鲍照吴歌三首，描述曹操的军队在夏口被孙刘联军打败，“夏口”却是西曲的地区。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五引西曲《双行缠》，卷五、卷六引西曲《月节折杨柳歌》，卷十引西曲《江陵乐》，均把它们唤作吴歌。因此可见，吴歌西曲的总体风貌比较一致，尤其是“尚情”的美学特点则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