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体裁总是决定着它应有的内涵，中国南朝西曲歌作为“曲”自然也规定了它应有的内涵。王昆吾先生曾将“谣”和“曲”作过区别说明：“一旦作为作品题目，‘谣’和‘曲’就有了两重用法：一方面，代表歌谣和曲子；另一方面，代表歌的风格或歌曲的风格……具体分析一下各种题作‘谣’或‘曲’的作品，便能发现以‘谣’为题者，往往文辞质俚、风格朴拙、格调古拗，题材富于批判精神；而以曲为题者，往往音节和谐振婉，情调缠绵，多写男女相思及相悦，富南方歌辞风格。这就表明：命题之中，有文学的考虑，而不仅是音乐的考虑。”^[27]西曲歌是古代中国南方民歌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以王昆吾先生之论，自然是音节和谐振婉，情调缠绵，多写男女相思及相悦，《乐府诗集》收录西曲歌34曲，绝大多数都是情歌，富有南方歌辞风格，这正体现出荆楚文学艺术“尚情”的审美特点。

荆楚民歌的“尚情”之风源远流长，早在《诗》之《周南》《召南》与《楚辞·九歌》之中的《湘君》《湘夫人》《山鬼》等作，就鲜明地呈现出江汉之间民歌手与文人们的尚情之风。西曲歌继承了“二南”与《楚辞·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山鬼》等作关于写男女情思的审美品格，将其抒写得情味盎然，动人心绪。但由于前人惯以儒家礼乐教化观评说这一类的作品，常常视其为“哀淫靡曼之辞”，如《乐府诗集》引《宋书·乐志》云：

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28]

其实，当我们对这些作品稍加品味，不难感受到那个时代商业社会、市井生活浓厚的生活气息，同时也深刻地体味到下层人民鲜活的爱情生活，以及与结合农村劳动、民风民俗特点来描写爱情的开朗明快的笔调。

首先，西曲歌最善于写男女离别之情：

《石城乐》：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

《莫愁乐》：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

这里描写情人离别的场景，表达出一种依依惜别的深情，感人至深。

《那呵滩》两首也是写男女别离时的情歌，以对唱的形式出现，别有情味：

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

女子以真挚的情思表达出真情的愿望；男子的对答，则又有一种身不由己的遗憾和悲哀。

再如《估客乐》写商人经商外出，男女离别之情：

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

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这位女子可谓一往情深，不仅十里相送，还把自己头上的金钗用作男人经商之资，但是，自古商人重利轻别离，女子心底自然不免充满“一去无消息”的担忧，将女性的心理活动真实地描绘出来，令人心绪感动。唐代李白仿西曲作《江夏行》云：

忆昔娇小姿，春心亦自持。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载，谁为历三秋。使妾肠欲断，恨君情悠悠。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适来往南浦，欲问西江船。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对镜便垂泪，逢人只欲啼。不如轻薄儿，旦暮长追随。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如今正好同欢乐，君去容华谁得知。^[29]

李白在《估客乐》的基础上写得更加细腻，将商人妇的心理活动描写得更加真切。由于《估客乐》中的“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把男女分离时的情景写得格外生动，给诗歌带来了自然而别致的情味，从而在梁代就被诗人所化用。如陆罩的《闺怨》：“自怜断带日，偏恨分钗时。留步惜馀影，含意结愁眉。徒知令异昔，空使怨成思。欲以别离意，独向蘼芜悲。”^[30]这里的“分钗”显然是言离别之“恨”，紧承《估客乐》本意而来，意谓而今情郎一去不返，想必头钗也为其提供了一定的资费，女子自然要对自己当初的“分钗”举动感到悔恨。所以，此处“偏恨分钗时”化用“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诗意，将女主人公的情丝表达得曲折生动，别有韵味。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离别之后，由于山水的阻隔，交通的不便，音信传达甚为艰难，常常带来男女的相思与愁苦，从而形成这类作品以“悲怨”为主调，《楚辞·九歌·少司命》说：“悲莫悲兮生别离”，江淹《别赋》亦云：“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西曲歌中也有此类感动人心之作，如《寿阳乐》即是。《古今乐录》说：“宋南平穆王（刘铄）为豫州所作也。”《乐府》作古词，谓其歌辞“盖叙伤别望归之思”：

可怜八公山，在寿阳。别后莫相忘！

辞家远行去。空为君，明知岁月驶。

笼窗取凉风，弹素琴。一叹复一吟。

夜相思，望不来。人乐我独悲！

丈夫辞家远行，久而不归，虽弹素琴以慰相思，但相思似挥之不去缠绵之绳，缠裹着独处思妇之心，以致于有“一叹复一叹”的哀叹与“人乐我独悲”的相思与悲伤。

梁武帝《襄阳蹋铜蹄》则与《寿阳乐》的写法迥异，既写了离别的愁苦，也写相思的悲伤，更写最终相聚的幻像，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喜剧故事：

陌头征人去，闺中女下机。含情不能言，送别沾罗衣。

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

龙马紫金鞍，翠毦白玉羁。照耀双阙下，知是襄阳儿。

第一首写闺中少妇与情人的离别，第二首则写她在春天里的相思，第三首又写她与情人的相聚，由相别到相思、相聚，最后给人以喜剧故事的结局。虽然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失望的结局，但作者宁可相信从相别到相思，最终有相聚的想象，让相思的女人陶醉于这种想象之中，也不让相思的女人失望和悲伤。

《三洲歌》更多一些想象的成分：

送欢板桥弯，相待三山头。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

风流不暂停，三山隐行舟。愿作比目鱼，随欢千里游。

湘东酃醁酒，广州龙头铛。玉樽金镂碗，与郎双杯行。

《古今乐录》云：“《三洲歌》者，商客数游巴陵三江口往还，因共作此歌。”^[31]商人重利轻别离，生意场上的商人总是“利”字在先，生活中的男欢女爱多是逢场作戏，并不十分在乎女人们的缠绵之情，但《三洲歌》中的这位多情女子送“欢”板桥弯，直到“三山隐行舟”，“欢”的船帆都看不见了，仍心有不甘，以想象化作比目鱼而随“欢”千里游，想象到湘东、广州“玉樽金镂碗，与郎双杯行”的浪漫温情，完全打破了钟嵘《诗品·总论》所谓“离别托诗以怨”的抒情模式，离别反倒成为畅想未来恩爱甜美生活的契机。(www.daowen.com)

其次，写农村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清新自然而又含蓄蕴藉，虽然这类作品不多，但在西曲歌中却十分显眼，如《拔蒲》二首：

青蒲衔紫茸，长叶复从风。与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

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荆楚之地于端午节为了驱邪避害，有挂菖蒲的习俗，晋代周处的《风土记》记载：“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贴以艾叶。以后更加菖蒲，或作人形，或肖剑状，名为蒲剑，以驱邪却鬼。”说明在晋代民间就已有挂菖蒲的习俗。这里写一对正处在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同去拔菖蒲，为了倾吐恋情，结果是“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清新含蓄，情趣盎然。与《诗经·周南·卷耳》中“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的诗句相比较，虽然《卷耳》以思念征夫的妇女的口吻来写，此处却是一对青年男女陶醉在美好的爱情生活之中，但都是因情误工，一个“不盈顷筐”，一个“竟日不成把”，隔代之诗，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唐代张祜仿《拔蒲》作《拔蒲歌》：“拔蒲来，领郎镜湖边。郎心在何处？莫趁新莲去。拔得无心蒲，问郎看好无。”^[32]透过女子担心男子另有新的吸引目标，要这位男子专一爱自己：“拔得无心蒲，问郎看好无”，确实另有一番情趣，但借用了拔蒲的题材。

《采桑度》一曰《采桑》。描绘采桑女与情人一起采桑的情事，质朴自然，无复雕饰，也没有《乐府诗集》中《陌上桑》与《秋胡行》曲折故事所表现的道德主题，却乡味浓郁。《唐书·乐志》曰：“《采桑》因三洲曲而生……梁时作。”《古今乐录》曰：“《采桑度》旧舞十六人，梁八人，即非梁时作矣。”无论是否为梁代之作，但它确是西曲歌中少有的几首描绘农村男女之间自然之情的情歌：

冶游采桑女，尽有芳春色。姿容应春媚，粉黛不加饰。

春月采桑时，林下与欢俱。养蚕不满百，那得罗绣襦。

采桑盛阳月，绿叶何翩翩。攀条上树表，牵坏紫罗裙。

《采桑度》延续着《陌上桑》采桑女的故事，虽然场景相同，但人物已有区别，不再是《陌上桑》诱惑与拒绝的冲突，因此主题彻底转换，美丽的采桑女与心上人一起去采桑，粉黛不施，一如平常，“攀条上树表，牵坏紫罗裙”，也写得极其自然而又情态宛然。还有《作蚕丝》以农村常见的蚕丝说事：

蚕春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捐，缠绵自有时。

素丝非常质，屈折成绮罗。敢辞机杼劳，但恐花色多。

以蚕丝的缠绵、花色，妙合双关，表达出一个女子忧心男子为众多“花色”所诱惑，正合于民歌风味。《作蚕丝》与《采桑度》中的女主人公的表现，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保存了民歌本真的风味。不无遗憾的是，由于荆、襄、郢、邓浓厚的城市商业生活，吸引了贩运途中的商人、估客、游子，从而冲淡了农村田园生活色彩，以致于人们忽略了这类农村情歌的搜集，“所谓南朝民间乐府，稍具有乡村意味者，惟上数曲而已。”^[33]这也说明了商业气息弥漫在荆楚之地，从而冲淡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相关主题。

其三，通过描写特别的节俗，表现女性欢快之情的也别具风味。如《江陵乐》四首：

不复蹋踶人，踶地地欲穿。盆隘欢绳断，蹋坏绛罗裙。

不复出场戏，踶场生青草。试作两三回，踶场方就好。

阳春二三月，相将蹋百草。逢人驻步看，扬声皆言好。

暂出后园看，见花多忆子。乌鸟双双飞，侬欢今何在。

诗中描绘出古代江陵的踏歌习俗，踏地为节，边歌边舞，是一种以自娱为主的群体舞蹈。《古今乐录》曰：“《江陵乐》，旧舞十六人，梁八人。”杜佑《通典》曰：“江陵，古荆州之域，春秋时楚之郢地，秦置南郡，晋为荆州，东晋、宋、齐以为重镇。梁元帝都之有纪南城，楚渚宫在焉。”^[34]江陵自古有阳春二三月妇女群体出门踏青的习俗，这四首诗就是表现妇女们踏青时，边歌边舞的热闹场面与欢快心情的，妇女们放开脚步，尽情欢乐，以至于“踢坏绛罗裙”，歌舞的热闹场面也引起了“逢人驻足看，扬声皆言好”的赞赏，但在诗的结尾处写到这位女子在歌舞的热闹过后，自己还没有如乌鸟那样成双成对，又不免留下一种失落之感，用笔真实生动。

江陵踏歌兴起于汉代，发展于南朝，兴盛于唐代，刘禹锡《踏歌行四首》对江陵的踏歌习俗有过生动的描绘：“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看不见，红霞影树鹧鸪鸣。”“桃蹊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日暮江头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自从雪里唱新曲，直至三春花尽时。”^[35]与《江陵乐》相较，刘禹锡更注重描绘春江月出，大堤女郎连袂踏歌的场景与楚宫故地的地方特色，而没有在意西曲《江陵乐》所重在“乌鸟双双飞，侬欢今何在”的言情色彩。

其四，最能反映西曲歌尚情特点的还是那些直接描绘两情相悦，男欢女爱之情。如《孟珠》，又名《丹阳孟珠歌》：

阳春二三月，草与水同色。道逢游冶郎，恨不早相识。

望欢四五年，实情将懊恼。原得无人处，回身与郎抱。

将欢期三更，合冥欢如何。走马放苍鹰，飞驰赴郎期。

这几首民歌本是当时明白晓畅的民间歌曲，但由于时代的遥远，有些词句尚不易明白，于是萧涤非先生有一个说明：“实情犹言委实，将欢，犹言与欢。合冥，犹言合昏，谓天已全黑。冥与暝通。按《读曲》歌云‘合冥过藩来，向晓开门去。’则‘合冥’亦当时常言。”^[36]从《孟珠》中所引四首诗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有情人表达情感的直白，第一首写女子为俊男所吸引，从而证明了美貌、英俊是产生情爱的第一要素，正如后来韦庄《思帝乡》所谓“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终被无情弃，不能羞。”^[37]第二首表白得更大胆，将四五年积累的情思化作“原得无人处，回身与郎抱”的意念；第三首有了实现约会的最终结果，于是乘着傍晚而“走马放苍鹰，飞驰赴郎期”。从爱慕之情的产生，到想象亲热的表达，再到约会的最终实现，自然抒写，水到渠成，作者向我们叙述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当时西曲歌的作者们似乎非常明白一个道理：西曲歌植根于青年男女的爱情心理需求而且竭力满足这种爱情心理需求，其艺术价值就体现在美好生命价值的实现之中。正如黑格尔所言：“抒情诗的内容是主体（诗人）的内心世界，是观照和感受的心灵”，“所以抒情诗采取主体自我表现作为它唯一形式和终极目的。”^[38]

西曲歌的形式特点，是体制小巧，大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正如《大子夜歌》所说“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清妙的民歌随口唱来，不假雕饰，无需做作，便将内心深处细腻缠绵的情感真切地表现出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是当数抒情长诗《西洲曲》：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39]

这首民歌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润色，内容是写一个青年女子的相思之情，中间穿插着不同季节的景物变化和女主人公的活动、服饰及仪容的点染描绘，一层深过一层地展示人物内心的情思，将那种无尽的相思表现得极为细腻缠绵而又委婉含蓄。全诗以“莲”双关“怜”，以“丝”双关“思”之类的同音字，不仅使得语言更加活泼，而且在表情达意上也更加含蓄委婉。句式上四句一换韵，又运用了连珠格的修辞法，从而形成了回环婉转的旋律，这种特殊的声韵之美，形成似断似续的审美效果，这同诗中续续相生的情景结合在一起，声情摇曳，余味无穷。所以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五说：“《西洲曲》摇曳轻飏，六朝乐府之最艳者。初唐刘希夷、张若虚七言古诗皆从此出，言情之绝唱也。”沈德潜说此诗：“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似绝句数首，攒簇而成，乐府中又生一体。初唐张若虚、刘希夷七言古发源于此。”^[40]这首诗是西曲歌中艺术成就最高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以至于对唐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曲歌写情的手法多样，内涵丰富，应特别称道的是其中《莫愁乐》描绘了一位真实历史人物——莫愁女。《旧唐书·音乐志》云：“《莫愁乐》者，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石城乐和中复有忘愁声。”^[41]由此可知《莫愁》从《石城乐》演变而来，可能产生于《石城乐》同时或稍后。《古今乐录》亦云：“《莫愁乐》亦云蛮乐，旧舞十六人，梁八人。”《乐府解题》亦特别作了辨证：“古歌亦有莫愁，洛阳女，与此不同。”《莫愁乐》两首为：

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

《地理通释》载：“郢州子城三面墉基皆天造，正西绝壁，下临汉江，石城之名本此。”据民间传说莫愁女姓卢，名莫愁，生活于楚襄王时代，善歌舞，先闻名于民间，后入楚王宫中，她历尽磨难，最终又回到了民间。《容斋随笔》卷十一说：“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画工传其貌好事者多写寄四远。”莫愁女的许多传说故事，也从西楚传播到东吴。在钟祥，则留下了莫愁村、莫愁湖、莫愁渡等名胜古迹。宋人王之望《舆地纪胜》说：“莫愁村，在汉江之西，地多桃花，春末花落，流水皆香。”关于莫愁的动人故事流传甚广，皆为历史人物莫愁女衍生而来，但作为西曲《莫愁乐》两首自然质朴地描绘了一位民间多情女子的形象，作品并不着笔于细节刻划，而是言莫愁女的生活之地，与人们近距离的亲切感受，言莫愁女与情郎相别时的情态，她仿佛就在我们的眼前，如清水芙蓉，亲切可人。由于莫愁女形象的深远影响，以致于在郢中之地的民间有“家家迎莫愁，人人说莫愁，莫愁歌一字，恰恰印心头”之说，后世关于莫愁女的诗词歌赋众多，民间传说不断，而西曲《莫愁乐》则是其中最为感人最具情味的作品。

西曲歌中，情思缠绵的主角总是女性，她们中间既有农妇、商人妇，也有官吏的妻妾，还有家妓、歌女、舞女，既有恋爱中的少女，也有失婚的女子，这些作品以反映她们的思想情感与生活遭际为主要内容，但总不出一个“情”字。巴尔扎克曾说：“人类社会的光荣业绩之一是创造了‘妇人’。她在自然界的地位原不过是个雌性动物，社会把她造成了引起人类情欲的对象，大自然原来只想把她作为永远繁殖人类的工具，后来终于发明了爱情，并使它成为了人类最完美的宗教。”^[42]自从人类有了爱情，人们便有宗教般虔诚的向往，而表现在西曲歌中，更多的是男女之情的浪漫色彩，而极少有伦理因素的考虑。或私相爱慕，或是冒犯世俗道德的偷情，或是萍水相逢的聚合，有些明显是写妓女生活的作品，如此毫无掩饰地加以描写自然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而从诗歌美学而言，是诗中男女之间爱情的单纯、热烈、天真而痴情的追求，对人生的幸福与快乐的渴望等各种复杂的情感，构成了它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