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诗的形成过程与五言诗大体相当。战国时代《荀子》中《成相辞》就是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

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

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157]

类似“愚暗愚暗堕贤良”之类的七言句也出现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这说明这种七言歌谣体已在战国末与秦代流行。如果再加追溯，先秦楚歌就已有完整的七言形式，以清人王士稹选《古诗笺·七言诗歌行钞卷》为例，其中收录了先秦26首七言歌谣，其中较明确可考的包含巴、吴、越等地的七言楚歌《巴谣歌》《河梁歌》《采葛妇歌》《越谣歌》《越人歌》《渔父歌》《庚癸歌》《楚聘歌》共有8首，占了近三分之一。其中《采葛妇歌》云：“葛不连蔓棻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尝胆不苦甘如饴，令我采葛以作丝。女工织兮不敢迟，弱于罗兮轻霏霏。号素兮将献之，越王悦兮忘罪除。吴王叹兮飞尺书，增封益地赐羽奇。机杖茵蓐诸侯仪，群臣拜舞天颜舒。我王何忧能不移，饥不遑食四体疲”，《河粱歌》：“渡河梁兮渡河梁，举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诚难当。陈兵未济秦师降，诸侯怖惧皆恐惶。声传海内威远邦，称伯穆桓齐楚王。天下安宁寿考长，悲去归兮河无梁”，已是全篇完整的七言形式。

如果再以楚辞为例，其中《橘颂》的句子如果去掉句尾的“兮”字，也就是上四下三的七言句：“后皇嘉树橘徕服，受命不迁生南国，深固难徙更壹志。”从以上的例子来看，汉朝之前已具备了七言诗体形成的必要条件，只是人们还停留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运用七言来写作罢了。那么，七言诗在形成的过程中，汉代楚歌也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用。试以司马相如等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为例，其中《天地》《天门》《景星》三章，运用了较多的七言句式。尤其《景星》，除前半部分是四言，后半部分十二句全是七言：

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

殷殷钟石羽籥鸣，河龙供鲤醇牺牲。

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

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

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蠵切和疏写平。

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158](www.daowen.com)

像这样集中连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诗，在过去是没有的。

另外，据《汉书》东方朔本传记载其有“八言七言上下”，明确地说他作有八言诗七言诗各上下篇，《文选·北山移文》李善注，引《董仲舒集》云，有“七言琴歌二首”。那么，我们据此可以断定武帝时已有“七言”之说，虽云琴歌，歌亦为诗。如果把相传为武帝君臣联句的《柏梁台诗》据以为实，那已是完整的七言诗。^[159]然而，在西汉时代，仅就诗的语言形式而论，无论是初步形成的五言诗，还是比较完整的七言诗，其在当时文坛的艺术地位根本无法与楚歌较量短长，它们还只是处于萌芽阶段，在楚歌的影响之下，或者说吸取了楚歌的语言节奏形式，逐渐为人们所注重，即便是到了东汉时代，被文学史家认为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存第一首独立的完整的七言诗——《四愁诗》”，其中“个别句子尚有脱胎于楚歌的痕迹”^[160]，试对照张衡《四愁诗》第一章：“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全诗共分四章，以东南西北之方位而言情，可谓情深意长。这首主要用七言所写的楚歌，在每段开头用“兮”字句，而后则是七言句式，已明确显现出七言诗即将产生的前兆。故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三说：

平子《四愁》，优柔婉丽，百代情语，独畅此篇。其章法实本风人，句法率由骚体。^[161]

后人常视汉代楚歌为骚体，那么，“句法率由骚体”亦可改为“句法率由楚歌”。《南齐书·文学传论》称赞为“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162]直接言《四愁诗》为最早的七言诗作。张衡还有一篇《南都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齐僮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白鹤飞兮茧曳绪。修袖缭绕而满庭，罗袜蹑蹀而容与。”^[163]前三句是楚歌“兮”字句的形式，后两句又转化为七言句式，而这两句又不是规范的七言诗句，很显然，它在向人们传达出一个信息：七言诗句正慢慢从楚歌中衍生，即将脱胎而出。其实，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早已指出：“楚词《招魂》《大招》多四言，去‘些’、‘只’助语，合两句读之，即成七言。”^[164]逯钦立先生也曾说：“夫楚声之含有兮字，乃其体格之当然。故此兮字有时可省，然必省之而无伤其体，楚声之变为七言是也。”^[165]

以汉代楚歌而论，当时已经有人有意无意之间将楚辞常用的“些”、“只”、“兮”等语气助词省掉，同样是汉武帝的《天马歌》，在《史记·乐书》中是“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在《汉书·礼乐志》则为：“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班固不仅删掉了《天马歌》中的“兮”，而且在《汉书·礼乐志》中把《郊祀歌》的有的“兮”字也删掉了。清人王先谦《汉书补注》在《天地》篇“神奄留”下云：“此‘留’下当有‘兮’字，而班氏删之。即上下文八字七字句，皆有‘兮’字，无则不成一体。此班氏例删之文，《天马歌》及《司马相如传》可互证也。”^[166]《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记载文帝语云：“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宁，要须良臣以镇边境。”^[167]也是将“兮”字删除。诸如此类的作法，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持句式整齐的原因，更多的是为了减少其舒徐幽婉的情调，以适应其整肃的政治色彩。近人容肇祖说：

七言诗大概是从楚声起的。《九歌》中的《山鬼》《国殇》，已有近于七言体的趋势。楚汉之际，项王的《垓下歌》、高帝的《大风歌》，都是汉代的七言诗的滥觞，当然楚一带地方间会盛行这种作品。武帝的《秋风辞》《瓠子歌》，都是这种七言诗而带着楚声的。^[168]

汉代楚歌与七言诗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垓下歌》《大风歌》，直至张衡《四愁诗》《南都赋歌》即可证明其密切关系与衍生过程。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至魏文帝曹丕《燕歌行》出现，被学界公认为完整的七言诗。再至汤惠休、鲍照七言作品问世，尤其是鲍照的《拟行路难》，不仅扩展了七言诗的内容，在形式上将七言诗句句用韵一变而为隔句用韵或换韵，拓展七言诗之新路，再至唐代七言诗的兴盛，并成为诗坛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那已是后话了。

追寻汉代楚歌与五七言诗形成的关系以及汉以前诗歌的语言句式流变过程，不难发现其中与荆楚地理环境的特殊关系。先秦时期，地处江汉流域的南楚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土壤肥沃，物产丰饶，山清水秀，风景绮丽，与土厚水深的北方之地有着截然的不同。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69]

南方丰饶的自然环境，给生活在南楚之地的人们以丰富想象的时间与空间，从而大大增强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故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指出：“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南方湿热的气候，容易形成狂放超俗和倜傥不羁的习性，而丛林水泽的氤氲之气更易激发奇思幻想，正是这样的有利条件，造就了发达的地方文化，我们只需看看在楚地已出土的青铜器如《青铜禁》《青铜尊盘》，漆器如《虎座立凤》《虎座凤架鼓》，刺绣如《刺秀三头凤》《凤斗龙虎纹绣》等作品，那种浪漫、抽象、奇幻的造型与富艳繁丽的色彩，变形、夸张似乎自由无序而又无不合目的的组合，对生命力的张扬与对运动美的追求，所呈现的“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艺术魅力，是中原之地的同类之作无可企及的，因为中原之地不仅缺少产生浪漫艺术的地理环境，而且缺少产生浪漫艺术的文化环境，当儒家思想的倡导者在意识形态层面极力推行礼乐文化的时候，统者者则从制度层面上对张扬个性，标新立异者进行着无情的扼杀，《礼记·王制》明确规定：“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170]严酷的政治制度，加上实践理性精神，“土厚水深”的地理因素，决定了北方人务实的思维方式与个性的形成。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楚地出现大量灵动活脱，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五七言形式的民间歌谣就不足为奇了，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汉代楚歌，产生了五七言诗也是顺理成章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