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诗歌形式的发展历程来看，秦汉之际是五七言诗的萌芽阶段，至汉末五七言诗渐趋成熟。在五七言诗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楚辞与汉代楚歌则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根据学界的普遍看法，虽然早在《诗经》中就有零散的五言诗句，秦代的《长城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已是五言诗的雏形，但惟此一首，而楚辞中，如果省去语气词“兮”字，五言句式则更为普遍。如《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如果去掉衬字“兮”，便是很好的五言诗。《九歌》中的《礼魂》是五言句，将“兮”字放在句中：“成礼兮会鼓，传芭兮带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其“姱女倡兮容与”、“长无绝兮终古”去掉“兮”字，也是很好的五言诗句。故钟嵘《诗品序》云：

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诗之滥觞也。^[151]

由于楚辞深受楚语、楚声与浪漫不羁的巫风文化的影响，相对《诗经》的四言诗体而言，其句式节奏则具有某种松散化的倾向，但就其句式而言，其中五言句已十分显明。

诗歌语言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文化的进程，经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文化的交融，北方《诗经》的偶字句与南方楚辞的奇字句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二、三顿，五言诗前二后三的节奏形式被固定下来，^[152]从节奏美学意义上而论，这种顿字方式促成了五言诗的形成。有人认为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只记载了项羽的《垓下歌》，而没有记载虞姬的和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因而怀疑这首以完整的五言诗形式出现的和歌非虞姬所作，事实上这首和歌由唐代史学家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转引自《楚汉春秋》，而《楚汉春秋》又为汉初陆贾所著，《汉书·艺文志》云：“《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153]虽然该书已经失传，但书名和作者都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陆贾所记当不会有误。既然秦代有《长城歌》，虞姬以完整的五言诗作为和歌并非不可能。

时至汉代，如果从汉代楚歌与五言诗的关系来看，最早的五言楚歌应为戚夫人《舂歌》其中“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已经是完整的五言形式。据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言：“如果联系乐府民歌来看，五言诗在汉代的进展就更为清楚。一般认为系武帝时代采录的‘吴楚汝南歌诗’之一的《江南》，便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154]：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吴楚汝南歌诗”是典型的楚歌，从纯粹诗歌艺术形式的角度而论，“吴楚汝南歌诗”中的《江南》已是完整的五言诗。还有一首汉成帝时的歌谣：(www.daowen.com)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间。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廉。

再如《汉书·酷吏列传》引西汉长安民谣：

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

还有《汉书·外戚传》载李延年所作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从《汉书》五言谣谚中，我们不难看到它对文人五言诗兴起的作用与影响，但当时还没有形成以五言诗写作的风气，因此在西汉时代五言诗还不是诗坛通行或风行的文学样式。到东汉时代，我们所见到的有名姓的四行体五言诗。也只有班固的《诗》、张衡的《歌》等作，然而东汉的诗人们似乎已发现其节奏形式的优越性，除了班固、张衡外，尚有秦嘉、蔡邕、赵壹、郦炎、孔融、蔡琰、辛延年、宋子候等作者有五言诗名世，以至形成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钟嵘《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辞之要，要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155]如陆机《拟古诗十二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56]五言诗的高度成熟在东汉，并且从此成为中国诗坛独特的诗歌形式，而这种形式的形成显然与楚辞、楚歌、民间歌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