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的永恒话题，汉代楚歌与楚汉相争以来政治斗争的关系亦如此。项羽是一位军事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但是他在政治上表现得太幼稚，他太看重自尊与荣誉。从具体事件来看，鸿门宴后，项羽错过了消灭最大敌人刘邦的最好时机；从当时的历史潮流来看，他缺少长远的政治眼光，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131]司马迁的话很有道理：虽然放逐义帝并非什么重大政治失误，但“背关怀楚”，却未免显得胸襟狭隘；“自矜功伐”、“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这是项羽的重大政治失误，他不知道军事斗争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当强大的军事对手被征服之后，他不知道如何继续他的政治斗争。还有一个人才问题，《史记·高祖本纪》有刘邦与大臣的一段对话：

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32]

刘邦的话说得很有道理，政治斗争的力量对比最终还是人才力量的对比，项羽最后兵败垓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而有《垓下歌》，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的无奈抒情。这支歌和“霸王别姬”的故事，常被作为一种爱情意义上的解释，事实上它是项羽在政治斗争中遭受失败的最明确最严酷的标志，显示着他在短短几年内登上成功的绝顶而主宰天下，复又坠落失败的深渊而不能保护一个心爱的女人的英雄末路的政治悲剧。如此急剧的人生巨变似乎表明个人的自主欲望与外界控制力量相互冲突的不可回避，以及由此而产生命运无常的悲观意识，但就项羽的性格而论，《垓下歌》是项羽楚汉相争这一巨大政治斗争失败后的必然产物。

与《垓下歌》相呼应的是《大风歌》，它意在表明刘邦政治上的胜利，以及胜利后如何巩固大汉帝国的政治思虑，这种思虑中又蕴含着一个成熟政治家内心的悲凉之处。政治忧思不仅伴随他夺取天下，平定叛乱，如汉朝初立之时“诸侯数反，连兵不决”，英布、彭越、韩信等大将先后叛汉，刘氏政权岌岌可危，加上自然灾害严重，“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33]而且自家内部矛盾也给了他极大的困扰，先是立惠帝为太子，后又以其仁弱欲废之，意在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而吕后却借助于周勃等大臣们的力量保住了惠帝的太子之位，晚年“疾益盛”的刘邦无可奈何，只有与戚夫人“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一曲《鸿鹄歌》把刘邦晚年的悲凉心境表现得动人心绪。综观汉世，残酷的现实政治斗争决定了与之相联系的汉代楚歌的“悲怨”基调。

继刘、项争斗的尘埃落定之后，新的政治斗争又不断产生。刘邦的儿子赵王刘友因被迫娶了自己不爱的吕氏之女，并无感情，喜欢上了另外的女子而遭吕氏宗族的诽谤陷害，被囚于长安，饿死之前作《幽歌》，似乎是与婚恋有关，其实质则是吕后借联姻而巩固自己的政治根基所造成的悲剧结果；戚夫人被囚于永巷而有《舂歌》，已是品尝了宫廷政治斗争失败的苦果，也是后来成为“人彘”，惨遭杀害的前兆；武帝之子燕王刘旦在昭帝时谋反被告发，自杀。死前作歌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之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确实凄惨悲凉；汉昭帝时，广陵王刘胥因谋反被诛，死前也曾作歌：“……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为苦心……”面对死亡，竭力安慰自我；还有息夫躬的《绝命辞》，息夫躬于汉哀帝时入仕，《汉书》本传说他“数危言高论，自恐遭害”而有《绝命辞》。或因拒绝政治联姻而被囚，或因政治斗争失败而自杀或被杀，或因生命的孤立无助而自认绝命等等。审视汉代抒写人生遭际悲苦的楚歌大多是与其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尤其是王室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充满了你死我活的血腥与残酷。“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134]韦伯谈的是现代国家形态，同时也包括了古代国家形态的权力争斗。(www.daowen.com)

尽管以庄子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们论述过“齐生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之类有关生死的著名哲学论断，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其失败的一方在生死关头，总是发出生命绝望的悲号，使千载之后的读者读之无不充满同情与悲悯。高帝之子赵王刘友、武帝之子燕王刘旦、汉哀帝时的息夫躬、少帝刘辩等等人物，用楚歌表达生命最后的悲歌，表达出对死亡、苦难和外界的压力的抗争本能，不仅向我们揭示了汉王室内部斗争的残酷性，也进一步证明了恩格斯的论断：

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135]

而且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这类楚歌突破了先秦贵族推崇雅诗的创作传统，去庄严典雅而为通俗易懂，去伦理教化而直接表达心中之喜怒哀乐。尤其在生命即将结束之时，面对死亡，用楚歌这种艺术形式，表达对人生对社会的强烈感受，特别感动人意，这也就是楚歌具有特别让人产生悲悯之情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