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在其八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楚文化，而楚国音乐则是其中极为耀眼的一枝奇葩。南楚之音产生于南楚独特的文化土壤之中，虽然混融了其他音乐文化的元素，却始终保持着自己非常鲜明的地域文化特性，随着历史的演进变化，楚音可有不同的命名，或谓南音，或谓楚声，或谓楚乐，但就其音乐审美的主调而论，总是显现着“悲怨”的审美特性。汉代抒写悲怨之情的楚歌正好保存了这一特性，而这类作品在汉代楚歌中的数量最多，也最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据《吕氏春秋·音初》记载《候人歌》“实始作为南音。”东、南、西、北四大音乐体系，各自代表着一种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后来对“南音”有文献可证者，有左思《吴都赋》中“登东歌，操南音”之句，《文选》李善注云：“南音，征引也，南国之音也。”杜挚《笳赋》亦有“吹东角，动南征”之句，那么，五音中的“征调”便是南楚之音的突出表现特征。据《韩非子·十过》记载：“（晋）平公问师旷曰：‘此所谓何声也？’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师旷曰：‘不如《清征》。’”^[111]那么，悲哀之音应是南楚之音的主调。所以陈思苓《楚声考》说：“楚声自灵王创为巫音以来，曲调以凄清为主，此是其显著特色。其音清之调，系采用清声之律。《乐记》郑玄注：‘清谓蕤宾至应钟，浊谓黄钟至仲吕。’按《礼记·月令》自蕤宾至应钟，含有商、征、羽三声，其中又以商声居首。此三声既同属清音，且因变化而产生。《淮南子·坠形训》：‘变征生商，变商生羽。’”^[112]证之于《楚辞》，其《大招》云：“伏戏驾辩，楚劳商只。”王逸注曰：“伏戏，古王者也，始作瑟。《驾辩》《劳商》，皆曲名。”伏戏即伏羲，是楚国古史中的传说人物。看来楚人据伏戏作瑟，而有《驾辩》《劳商》之曲。据游国恩先生《楚辞论文集》说，“劳商”为双声字，即今“劳骚”怨伤之义。以屈原之《离骚》为代表，最具有“悲怨”的审美特征。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作《离骚》，盖自怨生也。”^[113]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114]李白《古风五十九》之一说：“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115]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卷三十四说：“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否则如戛釜揞瓮耳。”^[116]前人对《离骚》《九章》等屈原的作品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这就是其“悲怨”的审美特性。

汉代楚歌中最近于《离骚》的作品是蔡琰的《胡笳十八拍》。蔡琰一生的遭际十分悲惨，早年其父蔡邕因上书抨击朝政获罪而被流放。遇赦后，由于宦官仍然把持朝政，蔡琰随着父亲亡命江湖十二年。结婚后丈夫早逝，父亲被杀，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蔡琰又为匈奴所掳，后幸被曹操赎回，又与两个年幼的儿子天各一方，骨肉分离。蔡琰归汉后，悲叹自己命运多舛，怊怅悲愤，写下了流传于世的《胡笳十八拍》。诗歌痛心地回忆了自己半生的屈辱历程，满腔悲愤地控诉了掠夺者的残暴，倾诉出她饱受的屈辱与对家乡的怀念，尤其是写她与自己两个年幼的儿子的分别与思念：“抚抱胡儿兮泣下沾衣……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销影绝兮恩爱移”，“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极尽凄凉，感人肺腑。宋代范晞文《对床夜话》评曰：“此将归别子也。时身历其苦，词宣乎心，怨而怒，哀而思，千载如新，使经圣笔，亦必不忍删之也。”^[117]蔡琰归汉后，思儿之心更切：“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合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全诗在悲怨如潮的情境中结束。由于其最近于《离骚》的抒情方式与“悲怨”的审美特性，从而奠定了它在汉代楚歌中压卷之作的地位。

而最近于宋玉《九辩》的是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辞》。宋玉《九辩》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所谓：“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118]一篇《九辩》，致使宋玉成为千古悲秋之祖，朱熹在其《楚辞集注》中深有感叹道：

秋者，一岁之运，盛极而衰，肃杀寒凉，阴气用事，草木零落，百物凋悴之时，有似叔世危邦，主昏政乱，贤智屏绌，奸凶得志，民贫财匮，不复振起之象。是以忠臣志士，遭谗放逐者，感事兴怀，尤切悲叹也。萧瑟，寒凉之意；憭栗，犹凄怆也。在远行羁旅之中，而登高远望，临流叹逝，以送将归之人，因离别之怀，动家乡之念，可悲之甚也。^[119]

秋天不仅反映出自然界的肃杀之气，而且反映出社会的悲凉景象，人生的哀伤。汉武帝的《秋风辞》说：“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摇落兮雁南归……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它把一代帝王对人生的感叹融入萧瑟秋风秋景的描绘中，渲染出一种浓郁的悲凉之气。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汉武帝的《思奉车子侯歌》：

嘉幽兰兮延秀，蕈妖婬兮中溏。华斐斐兮丽景，风徘徊兮流芳。皇天兮无慧，至人逝兮仙乡。天路远兮无期，不觉涕下兮沾裳。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嬗字子侯，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为奉车都尉，从封泰山而薨。无子，国除。”^[120]《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引武帝集曰：“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为歌诗。”^[121]《洞仙传》作车子侯，《初学记》作秦车子侯，两处与文字脱误有关。霍去病乃武帝得意爱将而英年早逝，其子霍嬗亦暴病而卒，以致使武帝悲痛难抑而赋《思奉车子侯歌》，雄霸一世的帝王深感生命的无常，情不自禁而“不觉涕下兮沾裳”，刘勰《文心雕龙·哀吊篇》评论此歌曰：

暨汉武封禅，而霍嬗暴亡，帝伤而作诗，亦哀辞之类矣。降及后汉，汝阳主亡，崔瑗哀辞，始变前式。然履突鬼门，怪而不辞；驾龙乘云，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仿佛乎汉武也。^[122]

刘勰认为《思奉车子侯歌》是哀辞类的代表作品，从而具有哀悼类文学作品的模式意义，以至于后世多以楚歌祭悼逝者，以寄托哀思。

南楚之音产生于荆楚文化土壤，注定了它悲怨的审美特性。早在春秋时代，就有楚音多死声的说法。《左传·襄公十八年》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杜预注云：“歌者吹律以咏入风。南风音微，故曰不竞也。”^[123]“南风”即为楚音，死声者，哀伤之声也。(www.daowen.com)

楚人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业开始，在艰苦卓绝、坚忍不拔的创业过程中，逐渐养成了楚人自由而又坚韧的性格，也养成了楚人好勇轻死、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古人从楚人的民族特性来论述“楚声”或“南音”的音乐特性，也说得很有道理，如阮籍《乐论》云：“楚、越之风好勇，故其俗轻死……轻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124]张正明先生曾列举很多例子证明楚人“其俗轻死”：“楚国的统帅，如有覆军之败，往往自尽以谢国人和君王。虽贵为公子王孙，位至令尹、司马，也很少有诿过和偷生的。武王命其子屈瑕伐罗，败绩，屈瑕自缢。城濮之战，楚国属县申、息之师损失惨重，成王派人对令尹子玉说：‘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玉随即自缢于方城之外。司马子西也引咎自缢，不料绳断人坠，正巧，成王派的赦使到达，才免于一死。鄢陵一战，统率中军的司马子反醉酒败事，共王派人去责备他，也表示宽恕他。但令尹子重拿子玉自缢的先例提醒子反，子反还是自尽了。康王时，令尹子囊为吴师所败，整军而还，在途中伏剑而死……平王时，吴人潜入楚国边境，取平王遗弃的夫人而去，司马薳越追吴人不及，说：‘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当即自缢。”^[125]楚人在民族生存竞争的严峻环境中，培养出一种威武刚毅而轻死的民族精神，甚至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中原之地的“司败”制度，“司败”一词见于《左传·文公十年》：“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缢而县绝，王使适至，遂止之，使为商公。沿汉溯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惧而辞曰：‘臣免于死，又有谗言，谓臣将逃，臣归死于司败也。’”^[126]“司败”，就是追究失败者的责任，公元前632年，为争夺中原霸权，晋军以谋略制胜，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大败楚军，身为令尹的子玉作为楚军的统帅引咎自杀，司马子西自杀不成，但心甘情愿死于司败，说明楚国司败制度极其严格，^[127]而这种精神与制度均体现出楚人精神层面上的另一面，即大写的两个字：悲壮。试看屈原《九歌·国殇》：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诗中描绘楚国将士誓死血战的不屈精神，正是楚人好勇、轻死的悲壮之歌。宋人黄伯思《新校〈楚辞〉序》云：楚辞“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128]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汉宫之楚声》中指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129]楚灭于秦，极为悲壮，因而有楚南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悲壮之誓。汉朝取代秦朝，实乃楚人之功。鲁迅先生从秦、楚兴亡的历史文化背来看“楚声”的音乐特性，实质上说出了“楚声”的文化特性。

从秦末大泽乡起义的陈胜、吴广，到自刎乌江的西楚霸王项羽，再到汉朝皇室贵族、后宫嫔妃、王公大臣，他们身上仍然流淌着楚人的文化精神血脉。从项羽的《垓下歌》、武帝之子燕王刘旦自杀之前所作的楚歌、息夫躬的《绝命辞》，直到汉少帝刘辩饮药而所作《悲歌》等等，既有悲壮，也有悲怨，也有悲愤，更有悲凉。

楚音在远古时代就已形成自己“以悲为美”的音乐特性，经过长时间的不断发展、完善，到屈原、宋玉之时，以“楚辞”的出现为代表，成为以哀伤之音为主调，庄重肃穆，运用于自我情感抒发，或运用于祭祀、丧悼等抒发哀伤之情的场合，具有丰富多样的音乐结构形式的“楚声”。“楚声”是当时高度成熟的音乐作品，它不仅代表了南楚最高的音乐成就，而且充分反映出楚民族好勇轻死、不屈不挠、悲凉慷慨的民族精神，是楚民族精神最典型的表达形式，并且对后世，尤其是对汉代音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著名的“四面楚歌”的故事，说明南楚音乐在楚亡后十几年仍然具有动人心魄以致于使项羽军心涣散的力量。汉高祖刘邦也是南楚音乐的爱好者，其《大风歌》，慷慨伤怀，是典型的楚国音乐的格调。张衡《南都赋》在描绘南阳富豪世家的歌舞宴会时写道：“坐南歌兮起郑舞，白鹤飞兮茧绪……结九秋之增伤，怨西荆之盘折。弹筝吹笙，更为新声。”高诱注曰：“南歌，取南音以为歌也。”“西荆，即楚舞也。盘折，舞蹈。”所以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评论道：“楚声——即楚国之歌——从汉初到武帝甚为流行，且因影响及于前汉乐府——即乐歌——的诗形，所以当时的乐府，有不少为楚辞形者。”^[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