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类社会有三大生产，即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个人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形式、普遍形式。马克思指出：“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100]艺术作为精神生产中的一个类型，它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审美需求。有生产就要有消费，生产和消费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运作体系。楚歌作为汉代特殊的艺术品种之一，它有着适宜的生产与消费的环境，从而使其流行范围甚广。

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代是继亡秦之后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封建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国家的统一带来了稳定的政治局面，后经文、景之治，至武帝时代，国力强大，经济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礼乐之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治国的手段，更是作为一种国家繁荣昌盛的时代象征，礼乐也自然是应时代与社会的要求而生的，正如《乐记》所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101]礼乐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来制定，而主要的目的也就是为大功告成，国运昌隆之时庆典所用。孝惠帝时将刘邦的《大风歌》作为祭祀之歌，武帝时，诏令司马相如、李延年等创作《郊祀歌》诗十九章，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自己亲自创作《天马歌》《西极天马歌》，以为祭祀。还有为表达治理河水的决心与信心的《瓠子歌》等等，或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或为祭祀神灵，祈祷国泰民安，这些均可视为特权阶层的特殊创作与特权阶层的政治消费。这种政治消费对楚歌的繁荣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国家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促进了商品生产的交往与扩大，由此带来商业的繁荣，而商业的繁荣也自然带来楚歌之类的歌舞创作的消费。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02]

《史记·平准书》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103]

桓宽《盐铁论》亦云：(www.daowen.com)

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衙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万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104]

其中大的都市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荣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河内，皆为天下名都。”^[105]国家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促成许多大都会的繁荣局面，同时也养成了许多人追逐奢侈的风气，《史记·平准书》说：“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106]这种竞于奢侈之风，到了没有节制的地步，以至于公孙弘做了丞相之后，以布为被，食不重味，想为天下做俭朴的表率，却无法改变业已形成的奢侈之风。奢侈之风的形成，又使一些达官显贵已不满足于锦衣玉食，而进一步陶醉于声色歌舞。汉武帝为了满足权贵们的声色歌舞、祭祀求仙、润饰宏业等多种心理，开始大兴乐舞。在某种程度上，汉代的经济繁荣为楚歌之类的歌舞的发展起到了间接的推动作用。以出身于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之地的李延年的发迹历程为例，李延年与其父母兄弟姊妹均通音乐，都是以乐舞为职业的艺人。他曾以一曲“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而深得汉武帝赏识，并将李延年的“佳人”妹妹纳为嫔妃，立为夫人，他自己也被封做协律都尉，负责乐府的管理工作，每年二千石的俸禄，与上卧起，显赫一时。他曾与司马相如等文人为汉武帝作《郊祀歌》十九首，用于皇家祭祀乐舞。利用张骞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编为二十八首“鼓吹新声”，用来作为乐府仪仗之乐。那么，中山之地是何许地方呢？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107]

也就是说，国家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给中山这个并非富庶之地的地方“倡优”带来了“游媚富贵”的商机，和“入后宫，遍诸侯”进行政治投机的机遇。李延年兄妹便是这政治投机的得手者。至于如临邛富豪卓王孙之类的富人群体中，遍养倡优，楚歌赵舞，亦为常事。司马相如一曲楚歌《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兰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凤兮凤兮从凰栖，得托孳尾永为妃。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108]从而挑动卓文君一片春心，也不过是商业社会中穿插的一段动人的爱情佳话而已。桓宽《盐铁论·散不足》说：“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109]《盐铁论·崇礼》说：“夫家人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而况县官乎？”^[110]可见汉代经济的繁荣与倡优生活的关系，毫无疑问，对推动包括楚歌在内的歌舞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以上三个方面是就汉代楚歌流行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主要之点而论的，相比之下，政治、经济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楚歌的发展，统治者对楚歌的好尚对推动楚歌的流行也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但这两种因素只是起到了非本质的、表象性的媒介作用，就实质而言，根深蒂固的“三楚”文化为汉代楚歌流行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土壤，因为汉代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官吏，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的是楚文化的精神血液，楚文化是汉朝文化的精髓、灵魂，加上汉代政治斗争的现实环境，那么，联系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就不难理解楚歌为何在汉代如此流行、兴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