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建立汉王朝后，“三楚”之地的文化始终影响着朝野。伴随着汉王朝的建立，以楚人为主干的楚风自然北上，以中央和地方的实力人物而论，除刘氏诸王外，萧何、韩信、周昌、曹参、樊哙、王陵、周勃、陆贾、枚乘、严忌、周亚夫、朱买臣等，都源自南方楚文化区域内，新兴的汉王朝也因此呈现出楚化的特征，“设官多从楚制，置历一仍楚法，色尚和坐向悉遵楚俗”，^[89]甚至连人们的服饰这类日常生活用品也显示出楚化倾向，当叔孙通儒服见刘邦时，刘邦颇为不高兴，直至“变其服，服短衣，楚制”^[90]，刘邦才露出喜色。刘邦在起义时称“赤帝子”、“帜皆赤”、“尚赤”等，也是与楚人崇火、拜日、尚赤的原始巫文化有关，此即源自刘邦心灵深处难以改变的根文化意识。

楚人具有特别强烈的故土观念，从“钟仪楚奏”的历史故事，到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言志的屈原，再到“礼不忘本”，特好楚声、楚舞、楚服的刘邦，在高唱《大风歌》之后，仍然对沛中父兄说出“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思家沛”的话，^[91]都可代表楚人深恋故土的典型气质。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物所具有的共同表现，正可以说明独具特色的楚文化背景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不可易移。渊源于“南音”的楚声、楚歌早已为故楚地区的人们所熟悉，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深厚的文化土壤，汉代楚歌的盛行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谢无量先生指出：“夫汉之灭秦，凭故楚之壮气；文学所肇，则亦楚音始先。《大风》之歌，《安世》之乐，不可谓非汉代文学之根本也。”^[92]

刘邦称帝后，曾有意迁徙楚民于关中，为其父亲设新丰一如沛地之貌，促进楚文化在关中地区的蔓衍与传播，从而也推动了汉代楚歌的发展。

据《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九年”条载：“是岁，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汉书·高帝纪》“高帝九年冬”条亦有相同记载：“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93]从两条史料相印合的情形看，均反映出徙关中人物系齐、楚之“贵族”或“大族”，但所言“关中”则过于笼统。《汉书·地理志》记载更为明确详实：“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徙吏两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94]所徙对象前期为齐楚大族和诸功臣家，后期转向“吏两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从理论形态上考虑，这些人物大凡兼备“家”、“族”的特征。后世学者大多从政治与社会意义上大加阐发，认为当地方豪强势族逐渐发展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秩序，并试图挑战国家的权威时，将这些兼备“家”、“族”特征的人物迁徙关中，对打碎这些家族的地区纽带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这些人进入关中，又是一种文化的传播与融合，深受汉代上层统治者喜好的楚歌在汉代宫廷以及王公贵族中的蔓衍传播与此深有关系。

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者的好尚为楚歌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班固《汉书·地理志》云：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95](www.daowen.com)

民俗的形成固然有经济、政治、地缘等各个方面的原因，但“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说明了统治者的好尚与提倡往往引导一种风俗的形成与推广，汉代楚歌的流行亦与统治者的引导与提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刘邦没有什么文化修养，也不喜欢儒生，但从小就受故乡文化环境的熏陶而爱好楚声，故《汉书·礼乐志》说“高祖乐楚声”，说明他对故乡的声乐的特殊爱好，故而在征讨淮南王英布途中还乡作《大风歌》，这是得意时创作的楚歌。他不得意时也创作楚歌，如欲废太子而不能、极端烦闷时作《鸿鹄歌》，也很能动人心绪。汉武帝也特别喜好楚歌，他的《白麟歌》《宝鼎歌》《天马歌》《瓠子歌》《芝房歌》《朱雁歌》《交门歌》《秋风辞》《李夫人歌》《思奉车子侯歌》等一系楚歌是一种无声的诏令，对汉代楚歌的创作无形之中起到了巨大的倡导与影响作用。

楚歌得到汉代最高统治者的喜好与眷念，无形之中形成了王公贵族、文臣武将以及士人文人群体对楚歌的青睐。东汉诸帝中汉灵帝是喜欢并创作楚歌的作者之一，因而有《招商歌》；汉少帝刘辩因董卓专权而被废为弘农王，遭毒酒之害而为绝命辞，也是楚歌；赵王刘友、城阳王刘章、广川王刘去、汉武帝的两个儿子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等都有楚歌传世。汉代在朝廷或在诸藩国中也有很多楚歌的爱好者，如班固、傅毅、梁鸿、崔骃、邹阳、枚乘、严忌等都能创作楚歌，但他们在籍贯上并非楚人，如班固乃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傅毅为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人，梁鸿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崔骃为涿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且都曾为官朝廷，邹阳、枚乘、严忌等大批楚歌热爱者聚集于诸侯王身边。淮南王刘安治楚故都寿春，其朱熹《楚辞集注·招隐士》序云：“淮南王安好古爱士，招致宾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词赋，以相类从。”^[96]《汉书·贾邹枚路传》亦有记载：“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97]但他们的思想与文学表达方式都受到帝王、诸侯的支配，受占统治地位审美倾向的影响，无论是颂世或是讽世，或是抒发自我的思想情感，这些文人大多喜欢选择楚歌这种艺术形式。

总之，统治者的好尚为楚歌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加上诸多文人的参与，导致的结果是：楚歌既成了一种情感抒发的工具，又成了一种政治工具。《安世歌》十七章与《郊祀歌》十九章这类祭祀之歌，班固的《灵芝歌》和《嘉禾歌》等显然是作为颂世的政治工具来使用的，而梁鸿的《五噫歌》《适吴诗》，张衡的《四愁诗》则显然是作为讽世的政治工具来使用的。但更多情况下，楚歌则是作为一种情感抒发的工具来发挥作用。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98]人的情感与无意识心理并非全然受儒家实践理性精神支配。综观有汉一代许多君王、贵族、嫔妃、士人、文人，对楚歌充满了一种眷恋与热爱之情，因为无论他们是否是楚地出生的人，其血脉之中流淌着楚文化的精神血液，每当他们的生命之中郁起情感的热流，便以楚歌的抒情方式来抒写生命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甚至绝望。这是楚歌在汉代广为流行的一项重要因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李泽厚先生说：

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汉承秦制”，刘汉王朝基本上承袭了秦代体制。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刘邦、项羽的基本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项羽被围，“四面楚歌”；刘邦衣锦还乡唱《大风》；西汉宫廷中始终是楚声作主导，都说明了这一点。^[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