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西汉是继秦亡之后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刘邦在结束秦末天下大乱的动荡局面之后，实施了一系列使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政策与措施，从而在经济上得到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国力也逐渐强大起来；汉惠帝时，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奖励人口增殖与土地开垦，免去那些努力耕种者的终身徭役；范文澜先生在其《中国通史简编》中评汉文帝以节俭著名，他亲耕籍田，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凡十二年^[47]。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也说：“文帝时，又废除了把罪人家属罚为奴隶的法律，还下令‘免官奴婢为庶人’。与此同时，汉高祖规定田租十五税一，文帝时减为三十税一，中间有十几年还免除田租。”^[48]景帝也只是收民用税的三十分之一，较刘邦时减少一半。西汉前期的这些措施为中期武帝时代的空前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政治基础。据《史记·平准书》云：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49]

强大的综合国力为解决北方边患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元朔二年（前127），卫青、李息驱逐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取河套之地；元朔五年（前124），卫青、李息等主动出击匈奴，大胜；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公孙敖、张骞、李广等分头多次出击匈奴，收复武威、酒泉、张掖、敦煌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等西北大片土地；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再度深入漠北打击匈奴，封狼居胥山，从此，受到致命打击的匈奴再也无力南向，汉朝乘追亡逐北的大好形势，大量移民边疆，戍卒屯田，以巩固边防，仅元狩四年，一次移民朔方等地70多万人，确保了西北边地的安定，也促进了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伴随着西北边地战果而生的是对东南、西南一带开疆拓土，从而使汉朝成为了强盛的中央帝国。

与整个西汉强大的国力和繁荣的经济文化相联系的是汉代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而繁荣的文学艺术所体现的正是大汉盛世的时代精神。从“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汉大赋对汉帝国铺张扬厉的歌颂，到盛极一时的汉代画像石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刻划，再到那些盛赞大汉盛世的楚歌，都成了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李泽厚曾以著名的山东武梁祠、河南南阳、四川成都三处出土的汉画像石、画像砖作为汉代艺术的评说对象：

这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第一次得到高度集中统一的奴隶帝国的繁荣时期的艺术。辽阔的现实图景、悠久的历史传统、邈远的神话幻想的结合，在一个琳琅满目五色斑斓的形象系列中，强有力地表现了人对物质世界和自然对象的征服主题。这就是汉代艺术的特征本色。^[50]

前面提到汉武帝的《天马歌》和《西极天马歌》两首亦可谓那个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

太一贡兮天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汉武帝时，“太一”被尊为天神之尊贵者。《天马歌》说“太一”贡献给大汉王朝的是汗血天马，姿态从容，驰骋万里，而他这位真龙天子才是与天马才与相配的朋友^[51]，整首歌曲渲染了大汉王朝的强盛与兴旺。《西极天马歌》说天马从遥远的西方来归有德之君，承天马的神威使外国归顺，四方臣服。展示了汉武帝文韬武略的非凡气度与汉王朝驱逐匈奴平定西域后的兴盛强大。

东汉明帝、章帝时期，国家兴盛、政局稳定，社会安宁，章帝曾两度派班超出使西域，使得西域地区重新称藩于汉，与汉明帝共称“明章盛世”。汉和帝时，对内扫平外戚，选官用贤，宽缓为政，注重德教风化；对外平定叛乱，安定边疆，汉和帝虽英年早逝，但亦可谓一代英明之主。于是，班固作《论功歌诗》以表颂赞之情，逯钦立先生在其《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将其命名为《灵芝歌》和《嘉禾歌》。歌曰：

因露寝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延寿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参日月兮扬光辉。

后土化育兮四时行，修灵液兮元气覆。冬同云兮春霡霖，膏泽洽兮殖嘉谷。^[52]

《灵芝歌》是典型的颂世之作，也是最早的五句子歌。灵芝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吉祥、富贵、美好、长寿的象征，有“仙草”、“瑞草”之称。班固盛赞灵芝的出现象三德瑞应之图，说灵芝配上帝、象太微，延寿命而光耀都城，参日月而光辉远扬。这显然表达了班固以刘汉王朝为历史统绪的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他曾作《典引篇》述汉德为“若夫上稽乾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踪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禅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53]那么，《灵芝歌》也正好与其《典引篇》的思想内容相吻合。《嘉禾歌》言皇天后土化育万物，仿佛是灵液、元气膏泽万物生长，所以嘉禾茂盛，五谷丰登。这首歌诗真实表达了班固对所处时代的感受，显现了他对“明章盛世”的颂赞之情。

与上述班固之作相类的楚歌还有崔骃的《北巡颂》：

皇皇太上湛恩笃兮，庶见我王咸思觌兮。仁爱纷纭德优渥兮，滂霈群生泽淋漉兮。惠我无疆承天祉兮，流衍万昆长无已兮。^[54]

崔骃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曾拟扬雄《解嘲》，作《达旨》有云：“今圣上之育斯人也，朴以皇质，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为仁。一天下之众异，齐品类之万殊。参差同量，坏冶一陶。群生得理，庶绩其凝。家家有以乐和，人人有以自优。”^[55]这首《北巡颂》也正是从颂世的角度歌咏皇恩浩荡，仁德布施，国泰民安之太平景象的。由于《后汉书》关于汉章帝此次北巡并无记载，因此，崔骃《四巡颂》具有弥补《后汉书》相关记载不完备的史料价值。^[56]崔骃的另一首《安封侯诗》挟深挚炽烈的情感，以“戎马鸣兮金鼓震，壮士激兮忘身命。被兕甲兮跨良马，挥长戟兮彀强弩”的诗句，写壮士奋力杀敌的英雄豪气，颇有屈原《九歌·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的悲壮之情。此歌节奏促迫，抒写扬厉，传达出了与所反映的当时战事相一致的凛然亢直之美，一种阳刚之美，在汉代楚歌中亦可谓独树一帜而下启盛唐边塞诗之创作。(www.daowen.com)

汉武帝的《天马歌》、班固的《灵芝歌》和《嘉禾歌》、崔骃的《北巡颂》等等诸如此类颂世的作品，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没有如汉代抒写悲怨之情的那类楚歌那么感动人意，并非因为它对现实描写不真实，也并非抒写者的感情不真挚，而是因为人们审美接受心理的原因，故传播不广。古人早有穷愁之言易好，欢愉之词难工之说，明人屠隆在《唐诗品汇选释新序》中说得更为详尽透彻，他说：“夫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乐，合音能使人欢然而忘愁，哀声能使人凄怆悱恻而不宁。然人不独好和声，亦好哀声，哀声至于今不废也，其所不废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华绮丽，优游清旷，盛矣。其言边塞征戍离别穷愁，率感慨沉郁，顿挫深长，足动人者，即悲状可喜也。”^[57]

汉代这类楚歌并非只用于颂世，亦可用于讽世。以梁鸿的《五噫歌》为例。东汉梁鸿字伯鸾，章帝时人，为人耿介淡泊，隐于霸陵山中。有一次过京师洛阳，登北邙山，见宫殿之华丽，感于统治者之奢侈，人民之疾苦，触景生情，遂为《五噫歌》：

陟彼北邙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58]

《五噫歌》为讽世之歌，后章帝闻知，不悦，下诏搜捕。梁鸿因此改名易姓，避居于齐鲁之间。后来诗文中常把告退或者写与时相违之作称作“赋五噫”。如宋代陆游诗《秋思》之句“平生许国今何有，且拟梁鸿赋五噫”就是如此。《五噫歌》五句成诗，五句同韵，五韵同字，古今罕见。但这种写法确实强化和突现了诗人对现实的感慨，很容易触动人的心灵。

梁鸿与妻子孟光逃到齐鲁隐居一段时间后又到吴地，临行前作《适吴诗》，也是一首带有鲜明讽世意味的楚歌。其歌曰：

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心惙怛兮伤悴，忘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纵迈，疾吾俗兮作谗。竞举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固靡惭兮独建，冀异州兮尚贤。聊逍遥兮遨嬉，缵仲尼兮周流。傥云睹兮我悦，遂舍车兮即浮。过季札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虽不察兮光貌，幸神灵兮与休。惟季春兮华阜，麦含英兮方秀。哀茂时兮逾迈，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获，长委结兮焉究。口嚣嚣兮余讪，嗟恇恇兮谁留。^[59]

诗人梁鸿因赋《五噫歌》非议朝政，吟讽时事，又为那些阿谀奉承的奸臣贼子所不容，因而在歌中表明了自己远离家乡的无奈与留恋。他借用《论语·为政》“举直错诸枉”的典故揭露朝廷奸臣当道，忠良受贬的黑暗现实，批判官场腐败，结党营私的恶情丑态。赞颂春秋时代“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拙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的季札与战国时期义不帝秦的高节之士鲁仲连，向往归隐山林田园、息卧幽泉的精神家园。诗人一方面感受先贤灵魂对自己精神的抚慰，另一方面哀叹民众的疾苦：“惟季春兮华阜，麦含含兮方秀。哀茂时兮逾迈，愍芳香兮日臭。”一哀一愍，将诗人对普通百姓的怜悯之心尽显无遗。尤其在诗的结尾处说自己为刘氏社稷江山的拳拳之心，遭小人讪谤而致远离朝廷的苦闷写得悲凉心酸。

还有张衡的《四愁诗》，仿屈原《离骚》诗意，而隐含对现实的讽谕之意。《四愁诗》最早见于《昭明文选》，其诗前有序云：“张衡不乐久处机密，阳嘉中，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车，治威严，能内察属县，奸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尽服擒。诸豪侠游客，悉惶惧逃出境。郡中大治，争讼息，狱无系囚。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其辞曰：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霑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60]

《四愁诗》继承了《离骚》的比兴传统，同时也借用了《诗经》中民间歌谣叠章用法，把自己的执着追求与一再受挫的忧愁忧思抒写得婉转动人，而讽谕现实的深切之情宛然可见。

西汉文人的楚歌极少流传，只有东汉时的梁鸿和张衡的几首楚歌传世，而这几篇作品均为讽世之作。这种讽世的楚歌在汉代是并不多见的，即便是到了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文学作品批判现实的功能更多地显现在如《病妇行》《东门行》《十五从军征》之类的乐府诗中，或如陈蕃的《理李膺等疏》、李固的《遗黄琼书》、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书》和《崇厚论》之类的政论散文中，以及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抒情赋作之中，可见楚歌这一艺术形式与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相比，它更适宜于抒写悲怨之类的情感，而在表达讽世思想倾向时，则似乎受到某种限制，由此亦可见梁鸿和张衡的几首楚歌之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