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楚歌，除了其中部分用于祭祀的乐歌外，其基本形式仍然直承先秦楚歌。它是流行于汉代的一种即兴而歌，以杂言体式为主的歌诗体裁。由于其独特的文学样式与艺术风格，深得汉代皇室、贵族、官吏、文人等特殊创作群体的青睐。从艺术形式上看，它似乎类似于民歌，故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其与先秦楚歌一并录入“杂歌谣辞”，但它并非如描写社会下层百姓劳动生活与情感世界的民歌，因此，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歌又有区别，只要把汉代楚歌与源于民间的乐府诗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十五从军征》之类的作品稍作比较，就十分清楚，为了区别于汉乐府民歌，故而汉代楚歌曾被视为文人诗。又因为它区别于严整的四言、五言诗而近于屈原的某些作品，因此又被称作“骚体诗”，以詹福瑞主编的中国诗体丛书为例，由李金善与张佳祺校注的《骚体诗选》中，就选录了大量楚歌，显然视其为屈原《离骚》体式的“骚体诗”。^[1]也有学者将其直接视为“楚辞体”：

所谓“楚辞体”的诗歌，既能低吟曼唱，也可引吭高歌；既宜于长篇咏叙，也长于短章抒情；尤适宜于发抒深沉激昂的感情。从战国到秦汉，许多动人心弦的慷慨悲歌，几乎都是用“楚辞体”。像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以及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辞》与《瓠子歌》，以至乌孙公主的《悲愁歌》，李陵赠别苏《别歌》，等等，都是‘楚声’的流风余韵”。^[2]

其实，汉代楚歌与屈骚或楚辞体存在着明显区别，楚歌一方面沿袭了屈骚采用“兮”字的语言形式，也多有屈骚铺叙的手法，其哀怨情调也直承屈骚而来，但汉代楚歌保持了先秦楚歌短制小章，即兴而歌的特点，而没有《离骚》之类作品的宏大规模与气势，与《天问》提问式的作品或《招魂》“外崇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的铺张扬厉更是相去甚远。《离骚》借助于大量的神话传说与历史人物，虚构两次在天上的漫游，三次求女，描绘出大量的香草美人意象，塑造出抒情主人公伟大而光辉的形象，充满了奇异的浪漫色彩，可谓“惊采绝艳”矣，这是当时流行于诸侯各国的楚歌无可比拟的。故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离骚》等楚辞作品称赞尧舜的光明正大、禹汤的恭敬戒慎，是《尚书》中的“典诰之体”；讥讽桀纣的猖狂，哀叹后羿过浇的灭亡，是《诗》的“规讽之旨”，以虬龙喻君子，以云蜺比坏人，借用了《诗》的“比兴之义”，“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3]如果我们仔细比较楚歌与屈原《离骚》等楚辞作品，二者相异之大可知矣，而将楚歌视为“骚体诗”或“楚辞体”实在是一种不甚准确笼而统之的作法。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贾谊《惜誓》《吊屈原赋》《鹏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等二十家的作品倒是沿着《离骚》的方向在发展而成为骚体赋，故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4]并且在《辨骚》中作辨析云：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5]

汉赋作家从不同接受角度沿着“骚体”的方向发展开拓而成为骚体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制上，则更不可与楚歌同日而语了。

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歌谣辞”序视汉代楚歌为“徒歌”，并引秦青“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与韩娥“馀响绕梁，三日不绝”的故事，认为汉代楚歌与之同类：“若斯之类，并徒歌也。”^[6]事实上，汉代楚歌既有徒歌，也有伴舞之歌，或有乐器伴奏而歌等艺术表现形式。如刘邦唱《大风歌》是“击筑自歌”，《鸿鹄歌》也是刘邦与戚夫人“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司马相如的《琴歌》是“鼓琴歌挑之”，^[7]李陵的《别歌》也是“起舞而歌”，广陵王刘胥“使所幸鼓瑟歌舞”而歌《瑟歌》，也非徒歌，杨恽的《拊缶歌》明确说是“仰天拊缶而呼乌乌”等等，都说明汉代楚歌并非只有“徒歌”，更多的时候是歌伴舞的表现形式。

汉代楚歌，除了载于郭茂倩《乐府诗集》、冯惟纳《古诗纪》、沈德潜《古诗源》等诗集之外，还有一些作品保存于汉代史书与子书以及赋类等文学作品中，并没有被辑录。以当代学者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录较为全面，以之为据，汉代楚歌约有近百首，虽然数量远不及汉乐府，但从汉高祖刘邦《大风歌》开汉代楚歌先河，至后汉少帝刘辩被迫饮鸩唱“悲歌”时止，整个汉代“楚声”不绝，并且在中国音乐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汉赋、史传、政论、乐府等文学形式在汉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使人们有意无意之间忽视了对汉代楚歌的整体观照，以致于对汉代楚歌的系统研究至今仍然付诸阙如。试比较学界对文人五言诗的看法，即可知人们重文人五言诗而轻楚歌。前贤时俊论汉代诗歌，大多以为文人五言诗为汉代诗歌最高成就。钟嵘《诗品序》说：(www.daowen.com)

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8]

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云：

风骚既息，汉人代兴，五言为标准矣。^[9]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一册说：

刘勰曾说古诗是“五言之冠冕”，这话并不过分。^[10]

汉代的文人五言诗无论就其思想内容而言，还是就其艺术成就而言，都得到了前贤与当代学者的充分肯定，其实，与之相比，汉代楚歌也毫不逊色。但是自古至今出于种种原因，只是对其中部分作品有较高的评议，却很少有人对其总体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以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给予充分的肯定与系统的探究，对此，只需要随便浏览一下自从有《中国文学史》以来的相关著作，就不言自明了。^[11]仅以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论，虽然对梁鸿的《五噫歌》、张衡的《四愁诗》、项羽的《垓下歌》、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辞》、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肯定为“各有特色”，但总体上认为“汉代的有名诗人是不多的，他们偶尔作几首诗，大多是模拟《诗经》《楚辞》的形式。”^[12]然而，综观整个汉代楚歌，无论就其文化思想内涵而论，还是就其审美价值与意义而论，都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尤其是当以代汉赋为主体的形式主义文学创作盛行于世，而楚歌作为一种独特的音乐文学得帝王、大臣以及文人学士们的特别青睐，由此彰显出特别的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应该引起我们学界的足够重视，尤其是文学史学或轻描淡写或付诸阙如，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有鉴于此，故作如下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