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楚歌塑造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形象，这也得益于这种文学模式对人物塑造的艺术功能。其中既有正面的抒写，也有侧面的描述，它不仅记录了那一段历史状貌，而且刻划了演唱者的人格特征。如为孙叔敖打抱不平，敢于面对楚庄王而唱《优孟歌》的优孟；楚国被吴国灭亡之后，为救楚国哭于秦庭七日七夜而口不绝声，最后以一曲楚歌打动秦王的申包胥；对死去丈夫的忠贞不改而歌《黄鹄》的陶婴，为楚庄王荐贤而敢于批评令尹虞丘子的樊姬而有《列女引》，^[167]通过他们的歌曲，使其人格特征更加凸显出来。以《申包胥歌》为例，申包胥与伍子胥是很好的朋友，劝请伍子胥不要复仇，但伍子胥意志坚定，父兄之仇不报，无以为人，拒而不听。申包胥面对伍子复仇灭楚的决心，同样坚定地表示了救楚的意志，于是就有了申包胥哭秦庭七日七夜的悲壮故事，就有了《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所记载的《申包胥歌》：

申包胥知不可，乃之于秦，求救楚。昼驰夜趋，足踵蹠劈，裂裳裹膝，鹤倚哭于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绝声……歌曰：“吴为无道，封豕长蛇，以食上国，欲有天下，政从楚起。寡君出在草泽，使来告急。”^[168]

秦王最终为申包胥的真情与行为所感动，“秦伯为之垂涕，即出师而送之”，后来果真发兵解救了楚国之难。这些楚歌就是如此伴随着许多历史人物的命运，演绎着家族复仇与爱国复仇的主题。如果我们不联系其历史背景而单独看这些楚歌，便很难感受到它所具有的生命张力，而这些楚歌为塑造真实的历史人物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渲染作用。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对生命遭遇毁灭的那些悲剧性人物的塑造。这些古代文献的撰写者们似乎是不经意地运用了高明的艺术手段，让这些歌诗总是出现在包涵富有戏剧性的历史时刻，与人物的毁灭一同铭刻在读者的记忆之中。如《吴越春秋》之写救助伍子胥的渔父与《渔父歌》：

追者在后，（伍子胥）几不得脱。至江，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溯水而上。子胥呼之，谓曰：“渔父渡我！”如是者再。渔父欲渡之，适会旁有人窥之，因而歌曰：

“日月昭昭乎侵已驰，

与子期乎芦之漪。”

子胥即止芦之漪。渔父又歌曰：

“日已夕兮，予心忧悲，(www.daowen.com)

月已驰兮，何不渡为？

事寖急兮，当奈何？”

子胥入船。渔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浔之津。

……既去，诫渔父曰：“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渔父诺。子胥行数步，顾视渔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169]

这段历史记载中的渔父非一般人物，对伍子胥的不幸遭遇表达出高贵的同情心，照顾伍子胥机警、细致、周到，不仅拒不接受价值百金的七星剑，而且用自己的生命兑现自己的承诺，一首《渔父歌》，竟演绎出生命的悲壮毁灭，这是何等的人物，才有如此壮烈之举。当事件发展到极富于戏剧性的时刻，渔父用“自沉于江水之中”这种生命的毁灭来表达个人信守的承诺，同时，他即兴吟唱的《渔父歌》为人物塑造带来一种强烈的艺术烘托效果，或者说是渔父自沉的悲壮行动让我们牢记了这首《渔父歌》。再如像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最善于在他的著作中刻划人物，他笔下的《易水歌》把人物安排在与朋友诀别而即将赴死的高潮时刻，让诗歌传达出震撼人心的悲壮之情：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170]

荆轲以肉体和精神的悲壮而激发出来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使我们读者完全相信其历史的无可怀疑性，而觉察不到作者所使用的文学写作技巧。宋代朱熹《楚辞集注·楚辞后语》卷一说：“于此可见秦政之无道，燕丹之浅谋，而天下之势，已至如此，虽使圣贤复生，亦未知其何以安之也。且作于此，又特以其词悲壮激烈，非楚而楚，有足观者。”^[171]荆轲以及所有为荆轲送别的人都知道：此一行是有去无回了，而明知非死不可而为之，《易水歌》将场面的悲壮氛围渲染到极点，故明代胡应麟说：“《易水歌》仅十数言，而凄婉激烈，风骨情景，种种俱备。亘千载下，复欲二语，不可得。”^[172]司马迁不仅善于渲染悲壮的环境，制造出悲壮的氛围，而且这些人物在生命即将毁灭之前，以他们创作的楚歌，使我们了解了他们的命运、记住了他们的名字。或者说正因为这些作品归于这些特殊人物名下，才使其更容易在文献中保存下来，并且影响后世而成为不朽之作。如同汉代项羽的《垓下歌》，高帝之子赵王刘友被囚于长安，饿死之前所作的《幽歌》，武帝之子刘旦自杀之前所唱的楚歌等等，均可视为荆轲悲壮高歌《易水歌》相类似的系列作品。

载于《史记·伯夷列传》中的《采薇歌》虽然早于《易水歌》，也无疑是其同类型的早期作品之一，但是它的被记载下来并流传后世曾引起过人们的怀疑。就像司马迁认为屈原在自沉之前有“怀沙之赋”，伯夷、叔齐绝食而死之前而有《采薇歌》，按常理，这样的绝唱是无法保存下来的。但它们又确实是在《史记》中被保存下来了，这究竟是为了加强历史叙述的生动性而被创造出来的诗歌，还是围绕一首已经存在的诗歌来叙述历史故事？对此，在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资料与出土实物记载的情况下，恐怕很难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准确答案，但是，司马迁的高明就在于他叙述这一历史人物时，把他收集到的所有包括文字记载的、口头传说的原始材料，编撰为一个合乎逻辑的、意义丰赡而又值得回味的历史故事。本着历史学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史记》撰写原则，他不会虚构历史，他的目的不只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而且还要使之生动感人，使读者在毫无觉察之中，感领到自己的思想情感倾向。他把伯夷、叔齐列在“列传”第一，可见这两位历史人物在他心目中的分量，细读《伯夷列传》，自然觉得他将《采薇歌》放在伯夷、叔齐在悲痛和毁灭的时刻出现，更符合这两个人物的人格逻辑，是人物命运的必然走向，是其情感与心理的必然显现。撇开对他们所体现的文化思想意义的价值评估，从纯粹的艺术效果而论，《采薇歌》在《伯夷列传》中的出现时刻如同《怀沙》在《屈原列传》中出现的时刻，^[173]它为塑造生动的历史人物形象起到了增饰悲剧色彩、揭示人物性格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