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楚歌独特的文学模式的形成是由其保存形式所决定的。当我们从保存这些作品最早的文献中来搜寻时不难发现，几乎所有作品因为被镶嵌在古代文献的叙事中才得以保存下来。一方面，楚歌的创作者与演唱者同一，并且有特定的叙事背景；另一方面，诗歌和叙事又是相互说明和印证的。无论是直接坦露出对社会褒善贬恶的价值判断的作品，还是揭示世道人心，表明进退出处、为人处世的生命价值观与人生观的作品，或是感动人心的爱情主题，或是感时伤世，抒发对社会、人生的生命喟叹，均如此。楚歌可以说是严守了“歌缘情”的诗歌创作原则，以《楚人为诸御己歌》为例，这首楚歌载于刘向《说苑》卷九《正谏》：

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粮者。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诸御己者，违楚百里而耕，谓其耦曰：“吾将入见于王。”其耦曰：“以身乎？吾闻之，说人主者，皆闲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诸御己曰：“若与子同耕则比力也，至于说人主不与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见庄王，庄王谓之曰：“诸御己来，汝将谏邪？”诸御己曰：“君有义之用，有法之行，且己闻之，土负水者平，木负绳者正，君受谏者圣。君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衅咎血成于通途，然且未敢谏也，己何敢谏乎？顾臣愚，窃闻昔者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并之；陈不用子家羁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负羁而宋并之；莱不用子猛而齐并之；吴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国危；桀杀关龙逢而汤得之；纣杀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杀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诸侯，皆不能尊贤用辩士之言，故身死而国亡。”遂趋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将用子之谏。先日说寡人者，其说也，不足以动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说，足以动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诸寡人，故吾将用子之谏。”明日，令曰：“有能入谏者吾将与为兄弟。”遂解层台而罢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莱乎？无诸御己讫无子乎！莱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人乎！”^[166]

诸御己在“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的境况下，勇敢面对楚庄王，以自己的智慧成功地达到了讽谏的目的，使楚人免除了劳命伤财修筑层台的徭役之累，从而得到人们由衷的赞赏。《楚人为诸御己歌》成为诸御己谏楚庄王故事的一种评价，而这一评价是由楚庄王拒谏，而诸御己却能成功劝阻而产生“解层台而罢民”的效果这一特殊境况下激发的人物思想情感的真实反映，“薪乎莱乎？无诸御己讫无子乎？莱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人乎！”借用日常生活中的“莱”和“薪”之类生活必需之物对人生存之重要比喻说明诸御己对人们生存的重要性，表明了人们对诸御己的由衷赞赏，表达的是他们的自然全真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情感，不存在后世所谓情感作伪的现象。就像我们的祖先为了祭祀而借助于铜器铭文保存了典礼颂歌一样，许多楚歌就是这样借助于古文献得以保存下来。保存楚歌的这些古文献就是把歌辞文本本身直接作为叙事内容向我们讲述，使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古代人们古朴的思想情感、心理活动、人格个性与生活状貌。它是一种现存古代音乐文学作品中难得的一种艺术模式。按照“诗言志，歌永言”的原则在叙述当中融合楚歌，不仅使历史文献保存了早期历史人物的诗歌；在后来的历史意象中，对于这些诗歌的记忆也有助于保持历史叙述的表现力。

《诗经》中的许多作品也被嵌入历史文献，但嵌入的方式与楚歌完全不同，同时也决定了这些作品的命运与楚歌完全不同。人们往往断章取义，任意曲解，加上后世儒者的过度阐释与“有意误读”，使其创作背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湮没无闻，原有的音乐功能产生了彻底的变异与蜕化。因为这样强行介入的主观解读，导致先秦时代《诗经》中“风”诗的歌词甚至出入庙堂，成为使用异常普遍的政治、外交辞令。这种以个人意志强行误读作品实为先秦时代的风尚，并流播久远，形成中国古代文论中特有的“有意误读”现象，其结果是这些作品脱离了原初历史语境而变成了“有用”的工具，《诗经》成了无名氏的作品集，而我们却知道绝大多数楚歌作者的著作权，尽管其中也有仿作。(www.daowen.com)

有些先秦古歌谣选本，不尊重楚歌独特的文学模式，将其从特有的起源语境中剥离出来，而不附有原有的历史背景材料，从而造成对作品的完整审美效果的极大破坏，其结果是有的作品让人看来面目全非，有的不知所云，即或是为我们理解，但诗意荡然无存。

由于楚歌与其语境的高度融合，它所表达的善恶褒贬的情感与道德的强烈诉求给人的心灵带来更为强烈的冲击力，从《楚人诵子文歌》《优孟歌》《慷慨歌》《楚人为诸御己歌》《穗歌》《岁莫歌》等作品来看，这一特点非常突出。《礼记·乐记》和《毛诗大序》直截了当地把诗歌本质的情感表现推演到歌唱艰辛生活的百姓身上和世道人心的层面上：“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由此可见，楚歌与《诗经》有着同样的社会功能，因为都遵循着相同的诗歌文化传统，虽然它们所生成的文学模式差别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