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争相称霸，群雄割据，是个动荡的时代，战乱的时代。各种血腥的战争带来生命的毁灭，社会秩序的破坏；新的朝代崛起，旧的朝代消亡，兴衰存亡，沉浮巨变，给人带来感伤、悲痛、哀怨、生命无常等各类情感的冲击，同时也带来对社会、人生的种种深刻反思。

（一）感时忧国之情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一种深厚的家国情怀，他们习惯于把己身与家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生命同天下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57]于是时代的更替，朝代的兴亡，常常给很多人带来情感的刺激，感时忧国之情顿然而生，并倾诉于文学艺术作品之中。记载于《史记·宋微子世家》^[158]中的《麦秀歌》就是表达这类主题的典型之作：

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159]

箕子是殷纣王的叔父，生长于古都朝歌。据说他自封地朝鲜返回国内去朝拜西周王朝时经过故都朝歌，看到曾经高大威严的王宫成了一片废墟，荒凉败落、长满禾黍，感时伤怀之际就写下这首《麦秀歌》，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在寥寥十数字中，将亡国惨状和亡国原因描绘出来，凄凉悲惋。这首《麦秀歌》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诗歌创作，《诗经·王风·黍离》有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序》云：“黍离，闵（悯）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所以，后人常以“麦秀”、“黍离”来表达面对故国废墟之时感时忧国之情。

记载于《史记·伯夷列传》中的《采薇歌》则是以伯夷叔齐所唱的楚歌来表现另一种对于朝代更迭后感时伤世的人生选择的：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而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160]

商周更替之际，伯夷和叔齐是两位备受后人称颂的人物，人们认为在他们身上充分表现出了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忠孝节义精神。韩愈《伯夷颂》中就写道：“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161]韩愈的这种评价不一定为当今的人们所接受，因为商纣之残暴与荒淫无耻至极，为周武王所灭是合天道顺民意之事，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说过“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62]西周取代殷商，可谓顺天时民意，而伯夷、叔齐却不肯臣服，宁肯逃避于首阳山，不食周粟，最终饿死，似乎显得特别迂阔。但《史记·伯夷列传》却说：“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又说：“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163]据《周恩来早期文集》记载，1915年，17岁的周恩来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山论》，对二人评价有加：“夫夷、齐之初志，在乎哀君主世袭之弊政，欲改之不得，求阻之于武又不得。天下皆浊我独清，天下皆醉我独醒，不死何为，留此残生，何所俟耶？兄弟让国是其证也。孟子称之为圣之清，良有以也。则首阳之饿死，固非愚人所可讥也。”^[164]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周恩来，抑或是当今的我们，对二人的评价当各有所据，各有所悟。但这篇《采薇歌》通篇直赋，无曲折之诗法，正与伯夷、叔齐之人品相配，真实而质朴地表达出歌中感伤时世的内涵。

《乌鸢歌》是一首抒发亡国之恨的抒情诗，作者就是勾践的妻子，载于《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越为吴灭亡后，勾践将卑身事吴，越国战败后沦为吴国奴隶，境遇悲惨，这首《乌鸢歌》可谓字字血泪，发人深思：

越王夫人乃据船哭，顾乌鹊啄江渚之虾，飞去复来，因哭而歌之，曰：“仰飞鸟兮乌鸢……始事君兮去家，终我命兮君都。终来遇兮何幸，离我国兮去吴。妻衣褐兮为婢，夫去冕兮为奴。岁遥遥兮难极，冤悲痛兮心恻。肠千结兮服膺，于乎哀兮忘食。愿我身兮如鸟，身翱翔兮矫翼。去我国兮心摇，情愤惋兮谁识？”越王闻夫人怨歌，心中内恸，乃曰：“孤何忧？吾之六翮备矣。”^[165]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成了吴国的奴隶，同行的越王勾践的夫人痛不欲生，而歌《乌鸢歌》，将入侵的敌军比作凶恶的猛禽，形象地描绘出吴军横征暴敛，肆意掠夺的狂妄气焰。同时抒写自己与丈夫一并沦为敌人奴婢的极度悲愤与对故土家园的无尽思念。作者反复诘问自己何罪之有，到死也想不通一个相夫教子的妇道人家无辜受累的原因，因此，这既是一首悲痛的离别之歌，也是一首痛伤国破家亡的悲愤诗。如果与东汉时代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对读，她们的声音在时间的长河中遥相呼应，成为数千年来历史演变中亡国女人的悲剧缩影。(www.daowen.com)

（二）人生命运之叹

相传为孔子所作的两篇楚歌《获麟歌》与《曳杖歌》，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时代变幻紧密结合起来，表达出哲人生不逢时的悲慨：

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获麟歌》）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曳杖歌》）

这两首相传为孔子所作之歌应该是楚歌，这两首歌均符合楚歌的体制，《曳杖歌》将“乎”字换成“兮”字，则更合于楚歌样式。如前所述，孔子与楚人接触甚多，借用便于即兴而发的楚歌来表达自己的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怀最为恰切。虽然对《获麟歌》与《曳杖歌》是否真为孔子所作学界尚有异议，但歌词中所表达的时代之感和人物心理，与《论语》中的孔子形象是吻合的。从《楚聘歌》到《曳杖歌》，可证明孔子为推行儒家政治思想主张和伦理思想观念一生奔走而不果的生命结局，《获麟歌》正是对生不逢时的不幸命运的一种情感宣泄。《曳杖歌》传为绝笔，表达的是一种生命将逝而壮志未酬的哀叹以及对生命形态的哲学感悟。虽然长歌当哭，但悲痛至极不适宜用楚歌，故《论语·述而》说孔子遇到亲人去逝之日，“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而孔子在作品中用泰山快要崩塌、梁木快要折断来比喻生命快要停息，表达了作者对生命将尽的无奈与悲叹，则符合孔子“哀而不伤”的主张。

春秋之世，社会动荡不安，人世沉浮，生离死别，贵贱荣辱往往为不可预料的命运所左右。楚人百里奚之妻所作《琴歌》正是反映出这时代人世变迁令人感叹唏嘘的绝作：

百里奚，初娶我时五羊皮。临当别时烹乳鸡，今适富贵忘我为。

百里奚，字井伯，春秋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市）人。《左传》称他为“百里”，司马迁《史记》等书中称他为“百里傒”或“百里奚”。早年因家贫至30多岁才娶妻，外出谋官前，老婆把家中仅有的一只鸡杀了，劈了门闩当柴火，炖鸡烧饭，为丈夫饯行。经过了人生的不少挫折后，被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从楚人手中贱价换回秦国，并拜为左相国时，百里奚已年过七旬，没想到有朝一日在秦国遇到结发之妻。据《风俗通》云：“百里奚为秦相，堂上乐作，所赁澣妇自言知音，因援琴抚弦而歌。问之，乃其故妻，还为夫妇也，亦谓之扊扅。”《字说》曰：“门关谓之扊扅，或作剡移。”几十年夫妻离散，老来团聚，其间该有动乱时代多少人生的酸楚，尽在《琴歌》之中。这首《琴歌》还有两个版本，一并收在《乐府诗集》中：“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贵忘我为。”“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溪。坟以瓦，覆以柴，舂黄黎，搤（扼）伏鸡。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贵捐我为。”后两个版本显然有进一步的加工痕迹，除了更注重细节的真实描写，还增加了孝妇葬母的情节，送别也多了“舂黄黎”的场景。这可能与《琴歌》流传过程中，文人们根据生活中的普遍事件加以改写，以古讽今，借题发挥有关。《庄子·田方子》说：“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饭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贱，与之政也。”在庄子看来，百里奚本是一位“爵禄不入于心”的高尚之士。在当时动乱的社会里，百里奚之妻所作《琴歌》成了那个时代人世沉浮的缩影。

上述楚歌的作者有大臣，有君王或君王夫人，也有哲人隐士。无论是感叹物是人非的人世变化，还是抒发国破家亡的悲伤，或是悲慨生不逢时的遗恨与悲欢离合的人生，在他们表达感时伤怀情感的同时，显露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关注社会现实和人生价值的思想倾向，他们唱出的楚歌饱含着哲理的艺术观照，有一种感人肺腑的艺术效果。后世吊古伤今，咏史怀古，或直接发抒自我的社会情怀与人生喟叹，都与上述这些作品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国文学史中感时伤怀的文学传统的形成与楚歌中这类作品的影响作用是分不开的。

以上所作的大致评说，并不足以涵盖先秦楚歌的所有文化思想内涵，只是就其突出表现方面作一个大致的罗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