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楚歌中的爱情主题

爱情属于文学艺术表现的永恒主题。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三册《法国的反动》第十节中指出：“在文学表现的所有情感中，爱情最引人注意；而且，一般来说，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最深，了解人们对爱情的看法及表现方式对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是个重要因素。从一个时代对爱情的观念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把尺子，可以用它来精确地量出该时代整个情感生活的强度、性质和温度。”^[146]自文明社会以来，爱情以及婚姻，曾经产生过许多感动人心的民歌，同时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婚恋习俗。《诗经》“国风”中就有许多有关爱情主题的精彩诗章，楚歌在这方面的描写也毫不逊色。比较有名的有《越人歌》，其歌曰：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嫌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这首歌为刘向的《说苑·善说篇》所记载。由楚大夫庄辛对襄成君转述，说的是楚国令尹鄂君子皙为“越人”即越女所爱慕的故事。它首先由“越人”用越语唱出，鄂君子皙听不懂，后译成楚语唱出，令子皙深为感动，而按楚人礼节，双手扶着越人的双肩，又将一幅绣满美丽花纹的绸缎被面庄重地披于其身，表达出一种深深的情谊。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同性恋的楚歌，这就另当别论了。《越人歌》因其曲调优美动听，表达爱慕之情曲折深婉而传诵千古。其中“山有木兮木有枝（谐“知”，即知音），心说君兮君不知”二句，与《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相仿佛，由此可见出楚译《越人歌》深受楚声的影响。而其中诗人用十分情感化的“今夕何夕兮”、“今日何日兮”的句式，来表明内心的无比激动，意绪已不复平静有序而变得紊乱无序，难以控抑。这种句式及其变化为后世诗人常所取用，如宋代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的末两句“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就是对《越人歌》的借用。

载于《史记·赵世家》中的《鼓琴歌》连带着一个君王与“梦中情人”的动人爱情故事：

王（赵武灵王）游大陵。他日，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嬴！”异日，王饮酒乐，数言所梦，想见其状。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宠于王，是为惠后。^[147]

《鼓琴歌》想象奇特，充满了浪漫色彩，将“梦中情人”演绎成赵武灵王这位英雄与美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奇。按照心理学的解释，所谓“梦中情人”，常常是出现于梦中的一个不现实的情人，是人们对自己的另一半的完美的刻画，因为她深藏在他的精神家园里，只有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才能显现，故“梦中情人”代表着他心中的愿望与梦想。而这首《鼓琴歌》却成了演绎一个动人爱情故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另一首《河激歌》与《鼓琴歌》有一个相同的男女团圆结局，但它是由一个孝女故事转化为一个爱情故事的，故事情节与歌词都别有风味。《列女传》曰：“女娟者，赵河津吏之女。简子南击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简子怒，欲杀之。娟惧，持楫走前曰，愿以微躯易父之死，简子遂释不诛。将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拳操楫而请简子，遂与渡。中流为简子发河激之歌。简子归，纳为夫人。”^[148]其歌词曰：

升彼河兮而观清，水扬波兮冒冥冥。祷求福兮醉不醒，诛将加兮妾心惊。罚既释兮渎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维。蛟龙助兮主将归，呼来棹兮行勿疑。

欣赏《河激歌》，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位赵国的河津吏之女，既有高尚的孝心，又有独特的智慧，临危之时反应迅速，立刻持楫代父渡赵简子过河，即兴而歌，既劝赵简子免去对她父亲的惩罚，又颂扬其有蛟龙之助，必然凯旋，以致使赵简子顿生爱心，回归之时，纳为夫人。如果说《鼓琴歌》说的是一个美貌女人的爱情故事，那么《河激歌》则说的是一个智慧女人的爱情故事。

楚地具有代表性的爱情楚歌当数《讽歌》，这首《讽歌》出于宋玉的《讽赋》：

主人之女翳承日之华，披翠云之裘，更披白縠之单衫，垂珠步摇，来排臣户，曰：“上客，日高，无乃饥乎？”为臣炊彫胡之饭，烹露葵之羹，来劝臣食，以其翡翠之钗，挂臣冠缨，臣不忍仰视。为臣歌曰：“岁将暮兮日已寒，中心乱兮勿多言。”臣复援琴而鼓之，为《秋竹》《积雪》之曲。主人之女又为臣歌曰：“内怵惕兮徂玉床，横自陈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谁怨？日将至兮下黄泉。”玉曰：“吾宁杀人之父，孤人之子，诚不忍爱主人之女。”^[149]

《讽歌》虽为宋玉游戏之作，但它所展示出女子热情奔放、大胆求爱的野性之美，是乎更合于楚国女人的浪漫气质。宋玉笔下楚襄王遇巫山神女的故事很可能就是源于这类“横自陈兮君之傍”的生活原型。荆楚蛮荒之地，少有中原礼仪限制，故朱熹《楚辞集注》说：“荆蛮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150]屈原当年将楚地民歌《九歌》改写，“去其泰甚”，雅化为屈原笔下的《九歌》，但其中的《湘君》《湘夫人》《山鬼》仍然写得缠绵悱恻，尤其是《湘君》把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山鬼》采用山鬼内心独白的方式，塑造了一位美丽、率真、痴情的少女形象。宋玉《讽歌》虽写女人的热情奔放、大胆求爱，却已是优雅的诗化语言，我们仍不难感受到它独具的民间气息与楚族风情。(www.daowen.com)

与宋玉笔下敢于“横自陈兮君之傍”的女人截然有别的是《列女传·贞顺》中贞女陶婴，陶婴一曲《黄鹄歌》表达自己夫死“不更二庭”的坚贞之心，令那些求婚者不敢复求：

鲁陶婴者，陶明之女也。少寡，养幼孤，无强昆弟，纺绩为产。鲁人或闻其义，将求焉。婴闻之，恐不得免，乃作歌明己之不更二庭也。其歌曰：“悲黄鹄之早寡兮，七年不双。宛颈独宿兮不与众同。夜半悲鸣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独宿何伤。寡妇念此兮泣下数行。呜呼悲哉兮，死者不可忘。飞鸟尚然兮况于贞良。虽有贤雄兮，终不重行。”鲁人闻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复求。婴寡，终身不改。

这首拒绝求爱的楚歌可谓别具一格，歌词句式规整，简直就是后来“楚辞体”的雏形，但表达对死去丈夫的忠贞之爱委婉曲折，感人至深。

（二）楚歌爱情主题的原型意义

爱情本于人的自然关系，故《列子·杨朱》注说：“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为哉？为美厚，为声色尔。”^[151]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52]“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最自然的，必然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153]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爱情成了文学艺术中永恒的主题，而作为中国文学源头之一的先秦楚歌，其中表达爱情的作品，对后世同类之作则具有了原型的意义。《候人歌》可谓思妇诗的最早记录，清人贺贻孙《诗伐》说屈原《九歌·湘夫人》：“‘思公子兮未敢言’，注不出，想不得，与古诗‘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皆相思谱中佳话，用以降神，奇极。”这里所说的《九歌·湘夫人》与《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之“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相思情与《候人歌》同一情调；《鼓琴歌》创造了“男女梦恋”的原型，如汤显祖之《牡丹亭》的故事与《红楼梦》中宝玉梦警幻仙子的故事等等，均可上溯到《鼓琴歌》的影响；宋玉笔下的《讽歌》为后世文人模拟女性口吻以表达对男子之爱慕，创造了写男女恋情的艳情主义范式。它既标榜男性作为正人君子的高贵矜持与一本正经，女性的艳色与艳情，表现出中国封建时代独特文化薰陶下文人们躲闪与放肆的心理特征。如沈约的《梦见美人》云：

夜闻长叹息，知君心有忆。果自闾阖开，魂交睹颜色。既荐巫山枕，又奉齐眉食。立望复横陈，忽觉非在侧。那知神伤者，潺湲泪沾臆。

黄庭坚《浣溪纱》所谓：

脚上鞋儿四寸罗，唇边朱麝一樱多。见人无语但回波。料得有心怜宋玉，低回无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向伊么？

《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

……撤帐中，一双月里玉芙蓉。恍若今宵遇神女，红云簇拥下巫峰。

诸如此类之作，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典型的角色构成，即男性的高贵、正经，女性的美艳、多情，其实，这种角色分配，完全是由男性作者既定的女性观念和歧视性的女性审美意识所决定的。它并不体现平等互爱，也没有将爱情与婚姻一起构成性道德的标准，而是将女性美视为男性心理补偿的描写对象而已。《越人歌》影响到当代，席慕容《在黑暗的河流上——读〈越人歌〉之后》将其改写，情深意长，别有风味。冯小刚导演的《夜宴》以其作为此部电影高潮情节中的演唱片断，增加了剧中青女饮毒后的悲伤之情，令听者不禁唏嘘落泪，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特别是《黄鹄歌》以“美女拒爱”表达一个封建时代突出的道德主题，更是直接影响到汉代《艳歌罗敷行》之类的诗作，故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文学母题，上古的大禹涂山女传说，春秋的解居父传说，鲁国的秋胡妻传说等等，都是具有这种母题的故事。《陌上桑》则是这一母题在汉代的变奏，辛延年《羽林郎》其实也是这一母题的变奏。”^[154]如果我们把百里奚之妻的《琴歌》与卓文君的《回文诗》、班婕妤《怨歌行》，到唐代的一些闺怨之作串连起来，就不难明了女性诗歌创作中的爱情婚姻之哀怨主题的流变形态。至于《吕氏春秋》所记载的《涂山歌》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狐狸变幻为美女的形象有着直接的影响，《吕氏春秋》说：“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暮失嗣，辞曰：‘吾之娶必有应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其证也。’于是涂山人歌：‘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于家室，我都攸昌。’”于是禹娶涂山女，谓之女娇。^[155]《聊斋志异》中《婴宁》与《聂小倩》之类的故事虽然已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追溯其原型当与《涂山歌》关联的九尾白狐的故事有着渊源关系。这也就是先秦楚歌中表现感动人心的爱情主题，具有文学原型意义的价值所在。也就是说，这类楚歌的主题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具有永恒的现在时态，它将某种印象或观念作为某种体验或某种现实感，影响后来的诗人、文学家以一种对历史的牢固记忆，并在无意识之中将其投射到自我的创作中，也就是加拿大学者弗莱所说的：

原型是一些联想群（associative clusters），与符号不同，它们是复杂可变化的。在既定的语境之中，它们常常有大量特别的已知联想物。这些联想物都是可交际传播的，因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人都熟悉它们……某些原型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的联想之中，几乎无法使它们与那些联想分开。^[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