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在诸子著作中所保存的楚歌与历史著作中所保存的楚歌是有区别的，这属于另一类表达方式，因为这些作品意在揭示世道人心，表明士人进退出处、为人处世的生命价值观与人生观，但都是借助于历史或传说故事中的人物唱出这些歌来的。

（一）超越世俗的人生态度

如记载于《论语·微子》中的《楚狂接舆歌》为楚歌中的名作：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133]

这首歌又见于《庄子·人间世》，但庄子对《论语》中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改为“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134]这样一来，主题完全变了，变成了四大皆空、看破红尘的味道。楚狂接舆本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身份颇为特殊的人物，《庄子·应帝王》中记载有关于楚狂接舆的政治主张：“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蚉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135]接舆申斥“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的独裁强势统治，称这种治国方式如同海里凿河、蚊子背山，不尊人民自我的习性与选择，人民是不会接受的。正确的治国方略应该任由人民按自己的意愿、自己的习性去干他们能干的事情。批判的锋芒指向儒、墨、法诸家学说，事实上是庄子借楚狂接舆的话来表明自己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如果以《论语·子路》所谓“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的观点来看，楚狂接舆应属于“有所不为”的“狷者”。据《韩诗外传》卷二云：“楚狂接舆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赉金百镒，造门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镒，愿请先生治河南。’接舆笑而不应，使者遂不得，辞而去。妻从市而来曰：‘先生少而为义，岂将老而遗之哉！门外车轶，何其深也！’接舆曰：‘今者，王使使者赉金百镒，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岂许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从，非忠也；从之，是遗义也。不如去之。’乃夫负釜甑，妻戴纴器，变易姓字，莫知其所之。”^[136]由此可知楚狂接舆对当时的统治者采取的是不合作的态度，所以，《论语》中的“楚狂接舆歌”以楚歌表达对当政者的不满情绪，暗含了对孔子自身德行的怀疑。^[137]品味这些作品时的感觉就仿佛与我们身边的人物所进行的一场既富有诗意又富有哲理的对话，你从中受到感染、思索与启迪，因为哲学之中包含着诗歌，诗歌中也包含着哲学，或者说是哲学的形象化，或形象化的哲学。

还有如《沧浪歌》，又称《孺子歌》，见于《孟子·离娄上》及《楚辞·渔父》，其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138]

《沧浪歌》表达的是古代君子处世之道：遇治则仕，遇乱则隐。“水清”是喻治世，缨指代官帽，“濯我缨”喻出仕。《沧浪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一种诗意表达。屈原认为“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沧浪歌》却说：“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也就是“莲出污泥而不染”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说没必要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高洁。

《孔丛子·记问篇》记载有《楚聘歌》：

楚王使使奉金币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请见。问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与许由之贤？”子曰：“许由独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无文王，虽有太公，孰能识之？”乃歌曰：“大道隐兮礼为基，贤人窜兮将待时，天下如一兮欲何之？”^[139]

楚昭王派使者带着金钱聘请孔夫子到楚国为官，这应该是孔子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极好机会，孔子的弟子们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孔子虽自比姜太公，但认为世无周文王，歌《楚聘》感叹世道昏暗，贤人远避，故而使儒家理念难以推行。表达的是儒家对于“穷”、“达”的人生选择。《孔丛子》的记载与《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有出入，作者为了表达儒家面对黑暗社会的人生选择，采用了三句一章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常见于楚人典籍，常出于楚人之口。黄侃先生曾评秦刻石文时说：“秦刻石文多三句用韵，其后唐元结作《大唐中兴颂》，而三句则易，清音渊渊，如出金石。说者以为本，而不知远效秦文也。”^[140]黄侃先生评说三句一章的楚歌形式“清音渊渊，如出金石”无疑是正确的，但《孔丛子》中所记载的《楚聘歌》（包括《获麟歌》与《曳杖歌》）说明早在秦刻石文之前这种形式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准确地说，应该是：“说者以为本，而不知远效《楚聘》也。”

庄子为楚人，其《庄子》一书自然所载楚歌要多于其他子书，其中《被衣为啮缺歌》与《相和歌》最能体现庄周的道家思想：(www.daowen.com)

啮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言未卒，啮缺睡寐。被衣大说，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141]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穷终！”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友。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142]

《被衣为啮缺歌》是形容啮缺之形象的，按庄子之说：“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披衣。”披衣即蒲衣，亦写作蒲伊，以其衣蒲，故名。按许由的说法：“啮缺之为人也，聪明睿知，给数以敏，其性过人”（《庄子·天地》），本来啮缺问道于老师的老师被衣，而当被衣大讲天和、道德与人的形神、气度之关系时，啮缺却昏然睡去，被衣认为他“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实际上肯定他超然于利害、是非之外，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淮南子·道应训》也有类似的记载，文字上稍有不同。《相和歌》反映出庄子以独特的方式对待死亡的人生态度，他认为，人之死，就是反归自然，所以生与死齐一。庄子的齐生死和归根，认为人生的意义是被动的，因此要安时处顺。这基本上是针对人的生命价值而言的，是道家的一种人生观，而不涉及社会政治因素。所谓“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歌者以一种逍遥洒脱的道家之意，来迎接生命的终结，故《庄子·至乐篇》中写他的妻子死后“鼓盆而歌”，并有一段解释：

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143]

子贡以儒家之“礼”来看待道家“齐生死”的人生观，当然孟子反与子琴张两人都觉得可笑。倒是孔子很清醒，回答子贡的疑问时说：“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144]孔子颇有自知之明，善解人意，而其“游方之外”与“游方之内”成为了后世言超尘出俗与尘俗之中对比的经典之语。

鹖冠子有一首《芒芴歌》，也是继承道家思想之作。《鹖冠子·夜行》云：

有所以然者，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状。图弗能载，名弗能举。强为之说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复反无貌。^[145]

《芒芴歌》出自《庄子·至乐》：“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按宋代陆佃《〈鹖冠子〉序》的说法，鹖冠子“著书初本黄老，而末流迪于刑名。”那么，这首《芒芴歌》所表达的思想显然源于老庄，《庄子·至乐》中本有“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之说，《鹖冠子·夜行》在此话语上稍有改变，“芒芴”即为恍惚之意，“窅冥”即为深邃之貌，言“中有物”，“中有精”，是说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可以感知的，但如果执意究其真，复而再作探寻，反而失了形貌。鹖冠子意在阐释“道”的本质状态，《芒芴歌》不过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诗意表达而矣！

（二）冷峻的现实批判

《沧浪歌》《被衣为啮缺歌》《相和歌》《芒芴歌》等等，已然构成了诸子著作中的有机部分，并且极为形象生动，这些歌曲、人物似乎与道家哲学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论语》中的接舆、《孟子》中的渔父、《庄子》中的啮缺、孟子反、子琴张等等，他们既是鲜活的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又是生动的文学形象，他们不仅在传达哲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因为演唱的歌曲与他们一道上演着“楚狂”、“楚隐”富有浪漫色彩的先秦时代的历史剧。这些生动的人物形象对后世文学作品的人物塑造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当我们读曹雪芹《红楼梦》，看到其中跛足疯道人即兴编唱的《好了歌》对世人于功名、金钱、妻妾、儿孙的痴心追求落空的告诫，就仿佛看到两千多年前“楚狂”、“楚隐”的影子。“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这首《好了歌》出现在《红楼梦》的第一回包含了某种深刻的人生和宗教哲理，辞语虽然浅近而义理颇深。它宣扬的是一种冷静观照人生的思想观念。以释道两家的宗教观点来看，人生在世，所谓功名利禄，贪恋妻妾，顾念儿孙，皆为情欲蒙蔽而不“觉悟”的缘故。所以跛足道人说：“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只有彻底的“了”，才是彻底的“好”。单就字面意思而论，颇为消极，如同看《沧浪歌》《被衣为啮缺歌》《相和歌》《芒芴歌》等先秦楚歌的感觉一样，实际上，其中包含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深刻而冷峻的批判意识。从某种意义上看，《楚狂接舆歌》等作品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本质的揭示与《好了歌》对《红楼梦》思想主题的揭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相和歌》说：“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桑户死了，不再有尘世的功名利禄、妻子儿女的情感纠缠，故曰“反其真”，回到他的本真状态，这也是《好了歌》的主题所在，二者跨越两千多年，演绎着相同的社会、人生意蕴。

先秦楚歌无论表达的思想主题如何，绝大多数歌曲都与一个感动人心的传说故事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歌词镶嵌于故事之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艺术生命体。这种文学模式影响了后世诗词与小说等叙事作品紧密相联的中国文学独特的叙述方式，从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到明清小说，其中大量诗词的嵌入对塑造人物形象，渲染场景氛围，营造诗性结构都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如果从中抽出这些诗词，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将大打折扣，试想，如果将“三言二拍”、《红楼梦》中的诗词歌赋抽出，那还成其为“三言二拍”、《红楼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