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从字面上看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从最初的产生也确是如此，它滥觞于楚地远古时代的《弹歌》，但它的孕育期并非只限于楚地，自远古口耳相传的《弹歌》始，经过唐尧虞舜，然后到夏禹之妻涂山氏所作《候人歌》，正式确定为具有荆楚文化鲜明特征的“南音”，也只是楚歌的雏形。《候人歌》“兮”字的出现，可以作为“南音”即楚歌的标志性特点，后来在楚人的哲学著作与文学作品中“兮”字也大量出现，《老子》中出现“兮”字28次，《文子》中包括引用《老子》的话，出现“兮”字34次，以《楚辞》为标志，“兮”字的大量而多样化的用法，更能充分体现“兮”所代表的地域文化特性。当然，我们也可以举出《诗经》中也大量采用“兮”字的例证，认为“兮”字非楚歌所专有，正如四言非为北方诗歌所独专而有屈原《橘颂》为证一样，实际上表明这正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产物。据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中所载《交交鸣》^[74]来看，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都深受《雅》诗的影响。“交交鸣，集于中梁……閒卝谋司，皆少皆大。”根据一些上博楚简研究专家的看法，其作者肯定是南方人，很可能是楚国的一位贵族。《国语·楚语》就有申叔时“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而耀明其志”的记载，可见楚国贵族教育中非常重视对《诗》的传授。那么，楚简《诗传》的发现更证明了战国中期楚国传授《诗经》的事实。由此而论，贵族出身的屈原早期所作《橘颂》就是一篇带有明显“《诗》体”特征的四言诗。两诗篇幅接近，均用比兴，但《橘颂》在内容与体式方面有了突破，不仅突破了重章迭句的限制，而且以咏物为主。据李零先生的判断，上博楚简的墓葬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公元前300年之间的战国中期，因此，《交交鸣》的发现，为我们填补了从《诗经》到楚辞文体发展的过渡环节——拟《诗》体。正是有了这样成熟的拟《诗》体作品的创作，才为屈原创作《橘颂》奠定了基础，并有了对《诗经》四言诗体的突破，^[75]进而影响到“楚辞体”与“楚歌体”的形成。也正是楚国儒者、贵族在诵习《诗经》的同时，并有了“拟《诗》体”的创作，并注重与民间的楚歌结合、改造，对《楚辞》的诞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有些楚歌如《楚人诵子文歌》“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延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仍然用四言来表达来看，即可见“拟《诗》体”的过渡作用。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以四言为诗为歌，一直延续下来，如汉代刘邦的《鸿鹄歌》就是其中的一首典型四言楚歌。还有一些用于祭祀的楚歌，也大多是四言。

春秋战国时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交流已是非常频繁的事，屈原《橘颂》只不过是南北文化交融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我们全面考察南北文化的交融过程，考察楚人从“筚路蓝褛，以启山林”的蕞尔小国，发展到如《淮南子·兵略训》所说的“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大地计众，中分天下”^[76]的泱泱大国，就自然会发现，楚歌是伴随着楚国的不断发展壮大，诸侯各国各个层次人员的广泛交往与流动，楚文化的广泛传播而流布于四方的。因此，研究先秦楚歌，必先探寻它产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