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发展到屈原、宋玉时，大家既出，创为“楚辞”，“楚辞”中的《九歌》遂为当时的代表之作，前辈时贤所论甚多，故不在此赘言。^[55]但是，无论宫廷和民间的楚歌，其艺术形式如何衍变，都无法取代早已形成，流传诸侯各国的那种即兴而歌，短章小制而形式不拘，情调悲凉而往往带“兮”字的楚歌（《诗经》中的“二南”与《楚辞》不在此论列）。^[56]因历史悠久，口耳相传，楚歌吟唱的音乐形态今天的我们已无从感受，但因其记载于诸子散文、史传著作或传说故事之中，从而保存了较为详细而完备可考的文化语境。楚歌的歌者与创作者是统一的，以文字记载的形式而论，可谓基本保持了它的原生形态。鲁迅先生曾说：“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声音繁变，寖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57]先秦楚歌近于“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的原始风貌，其近乎原生态的记录形式，较之那些被尊为经典的诗歌，能更真切地反映出先秦时代鲜活而丰富的个人情感和社会生活，也更准确而生动地体现出各种思想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

先秦楚歌在其产生发展的历程中，确如朱谦之先生所说的“‘楚声运动’，却实不限于一国”，^[58]张啸虎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现传箕子的《麦秀歌》、伯夷、叔齐兄弟的《采薇歌》，见于《论语》的《接舆歌》，孟子口中的《孺子歌》，以及刘向《说苑》中所录的《越人歌》，等等，都显示着不同于‘风诗’的艺术特点，同时也显示着‘楚歌’盛行的久远和广泛。”^[59]虽然前辈学者们的这些观点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但检讨先秦楚歌流播的过程与缘由，不难体会到这些观点的精到之处。

楚歌的根在楚地，其内涵的丰富性与形式的多样性，是其他诸侯国的作品无可企及的，其次是吴越之地。楚歌在吴越之地流传甚多，除了相近地缘因素外，文化的同源性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所言：“越之前君无余者，夏禹之末封也。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祭，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60]屈原《离骚》第一句即言“帝高阳之苗裔”，帝高阳乃颛顼之称号，这就说明楚越同祖同源。另据战国时史官所编的《世本》可知“越为华姓，与楚同祖”。据《国语·吴语》韦昭注云：“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华姓也。”而据《史记·楚世家》云：“季连，姓，楚其后也。”《汉书·地理志》注引《世本》亦曰：“越为芈姓，与楚同祖，故《国语》曰：芈姓夔越。”^[61]先秦时代，兼并战争盛行，故《汉书·地理志》说：“本吴粤（越）与楚如比，数相兼并，故民俗略同。”^[62]古代文献十分明确地记载了楚与越的相同族源。

楚与吴的关系在历史上总是“吴楚”联称，首先是地理位置相邻，在春秋时期，人员往来就非常频繁；其次是语言的接近，甚至楚语和吴语都曾被历史上的语言学家看作同一种方言，如陆法言《切韵》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这里的“河北”指“燕赵”，“江南”指“吴楚”，可见吴楚语言文化的同源性。这种同源性当与战国末期楚王封春申君于吴地，以及秦灭楚之后，大批楚人避难吴地有关，秦始皇晚年游会稽实有弹压楚遗民反抗之意，后来反秦的队伍其主要力量出于江东子弟，亦可见吴楚之间的文化关系之深。直到唐代，吴、楚之地的风俗仍然有相同之处，故皇甫冉《杂言迎神词二首序》云：“吴楚之俗，与巴渝同风。”除了吴、楚风俗相同，诗人写诗总喜欢吴、楚对举，如祖咏《送刘高邮棁使入京》：

吴歌喧两岸，楚客醉孤舟。

许浑《吴门送客早发》：

吴歌咽深思，楚客怨归程。

温庭筠《芙蓉》：

吴歌秋水冷，湘庙夜云空。

罗隐《送舒州宿松县傅少府》：(www.daowen.com)

春生绿野吴歌怨，雪霁平都楚酒浓。

诸如此类诗句，都说明吴与楚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密相联。因此，吴地出现如《徐人歌》^[63]《河上歌》《申叔仪乞粮歌》之类的楚歌就不足为奇了。

春秋时代，吴、越、楚之间有着长期的争战，《墨子·鲁问》云：

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势，亟败楚人。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势，亟败越人。^[64]

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王无彊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彊。当楚威王之时……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65]春秋末越灭吴，战国时，越国势力逐渐衰弱，直到公元前306年，为楚所灭，楚、越、吴三国之间一直伴随着血与火的争战的是文化的交往与互渗，从吴越之地出土的文物如楚式青铜器、陶器以及这些器物上保存的“楚系文字”，还有“郢爰”、“陈爰”、蚁鼻钱等楚国货币来看，楚文化是随着军事的占领而大量传播至吴越之地的。^[66]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楚人如范蠡、文种、伍子胥、白公胜、楚大夫伯州犁之孙太宰嚭等历史人物不仅为官吴越，而且直接影响着那一段历史的演变过程，而得以保存至今的许多楚歌如《穷劫曲》《渔父歌》《申包胥歌》《离别相去辞》《河梁歌》等等，与《吴越春秋》所记载这一段历史故实直接联系在一起，刘向的《说苑·善说篇》所记载温情、惟美的《越人歌》则更能说明楚越关系之近。战国末期，至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故楚歌广泛流传于吴越之地则可知也。

另外，在齐、鲁、燕、赵、秦、周等地亦有少量楚歌作品。内容有批判现实的，也有抒情言志和表达各种思想观念的，也有用于外交场合的等等，可见当时的楚歌应用范围之广，流行范围之大。原因仍不外乎是南北文化的交融与军事上的争夺与得失，从《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到周文王之时，“鬻熊子事文王”，都可说明楚歌流行于北方的原因。《汉书·艺文志》说鬻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始祖”。再到楚庄王时的问鼎中原，饮马黄河，至公元前597年，晋楚之战，楚获大胜，威震九州，庄王筑高台（钓台），邀请列国君主来此聚会，以致于形成“远者来朝，近者入宾”的霸主地位。直至楚宣王、威王时，随着军事占领，楚国的版图不断扩大致使楚国地方千里，又有农家许行的学生陈相到齐国与孟子的文化交往，屈原的两度出使齐国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楚歌传播的途径，《晏子春秋》一书中记载各类楚歌甚多，当与晏子使楚以及齐楚人员往来关系密切不无关系。甚至包括楚人与各诸侯国的经贸往来，也有可能成为楚歌传播的途径，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楚国人到郑国卖珠宝而有“买椟还珠”的故事，虽为寓言，同时也说明伴随着当时楚人与北方人经贸交往而有楚歌向北方各地的传播。《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所说的“郢书燕说”这句成语，其意在比喻穿凿附会，曲解原意，但也说明楚人与燕人之间存在书信往来的现象。伴随着诸侯各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楚歌在各地的流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据元代陶宗仪《说郛》卷二十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禹贡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沧浪，地名，非水色也。孔氏谓汉水别流在荆州者，孟子记孺子之歌，所谓沧浪之水可以濯缨者，屈原楚歌亦载之。此正楚人之词。”^[67]楚地的《沧浪歌》早为春秋时代的孔子所提及，后来在《孟子·离娄上》中又有记载，说明楚歌在春秋时代已非常流行。^[68]到战国时代屈原《楚辞·渔父》所记载的《沧浪歌》不过是出于诗歌表达的需要而将这首古老的楚歌借渔父之口，加以引用而已。另外，典籍中所记载孔子的《龟山操》“予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69]《获麟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曳杖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即兴而歌，自由短章，拖曳音节，流露出深沉的忧患感与孤独感，这正是楚歌的韵味。我们将相传为孔子所作的《龟山操》《获麟歌》与《曳杖歌》定为楚歌，也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孔子与楚人接触甚为广泛，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两次到楚国。第一次是孔子60岁时，他“自陈迁蔡”又“自蔡如叶”，到楚国叶邑（今河南平顶山叶县）去见叶公，叶公问政，之后孔子返蔡。第二次是孔子63岁时，吴伐陈，楚来救，陈国大乱，孔子一行被困在陈蔡之间，“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危难时刻，是楚昭王派兵解救了孔子一行人的困厄，迎接他到楚国，楚昭王想重用孔子，由于令尹子西的竭力反对而作罢。虽然为官楚国不成，但他对楚昭王评价甚高，据《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楚昭王甘受天命，不禜不祭，秘密安排继位者。孔子对此评论道：“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甚至包括楚狂接舆，也是以楚歌与孔子联系在一起。《韩非子外传》卷一第三章还记载了“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之隧”，与楚国少女的一段精彩对话，^[70]诸如此类的记载，说明了孔子与楚国的关系已非同一般。加上孔子具有很高的音乐素养与欣赏水准，他非常懂得借用即兴而发的楚歌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怀。故孔子晚年作《获麟歌》，以至于去世前作《曳杖歌》，^[71]也就不难理解了。孔子奔楚，并在危难之时得到楚王的迎接。楚和孔子彼此吸引的历史故事背后，有着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汇的时代大背景。他带领弟子漫游楚国，所见所闻所悟，无不折射出南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从当时在北方不同地域的楚歌文本来看，说明了先秦时代荆楚民歌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影响逐渐深远，以至于使不少北方人自觉不自觉地学习和运用楚歌，即使时至战国时代的荀子，也学习和模仿楚歌，如《荀子·儒效篇》中的“井井兮其有条理也，严严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终始也，厌厌兮其能长久也。乐乐兮其孰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统领之行也，绥绥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乐之臧也，隐隐兮其恐人之不当也。”^[72]虽然这是出自荀子散文中的一段韵文，与地道的楚歌不同，但体现了荀子无意识中对楚歌的学习和运用。这一方面说明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国力的增强与领土疆域的扩大，楚文化的发展已进入成熟时期；另一方面说明楚歌已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从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流风所致，至秦汉间，楚歌更为流行普遍，正如郑振铎先生在其《中国俗文学史》中所言：“楚人善讴。楚歌在秦、汉间为最流行的一种歌声。”^[73]